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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闯新路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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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闯新路问题清单篇一
2016年实事求是闯新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四篇

2016年实事求是闯新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7月8日下午,为期两天的市委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次(实事求是闯新路)集体学习落下帷幕。在第二单元的学习中,市委中心组就“实事求是闯新路”专题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王萍主持。王少玄、吴敏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市法检两长,以及井冈山管理局、井冈山经开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参加。杨丹、邓近有、冯增炜、黄少峰、邓淑斌作交流发言。

  两天的学习中,大家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观看了大型文献纪录片《筑梦路上》,回顾了9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并进行了交流学习研讨。

  王萍对大家的学习成果表示肯定。她指出,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习总书记视察吉安、井冈山时,对井冈山精神的新解,是省委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突出的江西特色。全市每个共产党员要结合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吉安、井冈山重要讲话精神,对实事求是闯新路有全新的认识。

  王萍指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永远的课题,是党的建设和发展改革的必由之路,反映的是一个政党、组织或个人的政治水平、思想境界和党性修养。实事求是闯新路,能让我们党无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都能坚持真理、廓清思路、善于变革、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守,作为一个敢于兑现宗旨的政党的坚守,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的坚守。

  王萍强调,实事求是闯新路,要落实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让实事求是成为党的建设,尤其是市委加强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要思考把中央、省委的大政方针,化为在吉安真正推进全市发展、百姓致富、全面小康、加快脱贫的真正适用对路的方针;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引领全市“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道路上,永远坚守实事求是的追求、品格和行为风范;要把实事求是闯新路转化为一个个实际举措,敢于触碰和直面难点,以主动的担当和勇气突破我市发展的瓶颈和制约。

  王萍强调,要把扩大开放作为永远的课题。持续扩大开放,突破本地化,引进先进生产力,引进先进要素,使吉安实现发展加速度,更多百姓受益,更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求真务实。把实事求是闯新路落实到实干、落实到“走对路干对事用对人”和知行合一上,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增强我们的党性觉悟,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让大家在本职工作中做到求真务实、干字当头,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为“十三五”开局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了解,此次学习内容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事求是、改革创新重要论述,紧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紧扣我省、我市正处在“六期融合”关键时期的实际,认真查找在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贯彻新的发展理念,高举改革创新旗帜,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打破惯例,善于破解难题,勇于担当作为,鼓励、支持、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用井冈山精神激发敢闯敢干的胆识,激发大胆创新的精气神,把改革创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6年实事求是闯新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解决矛盾问题、促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开展一切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创新是过程和手段,实事求是是目的和归宿,任何有价值的创新,都只能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政治性、导向性很强,组工干部要带头尊重实际、尊重规律,察实情、重实用、求实效,以实事求是的作风推进组织工作改革创新,带动形成正确的创新方向。

  一、创新不是无基础的空想妄想,思路的谋划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贴合实情需求

  建“空中楼阁”,搞“大跃进”,不是创新。实践证明,脱离实际,空想妄想,拔苗助长,不但不能促进工作,反而会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给事业带来“创伤”。在创新思路的谋划上,要牢牢把握本地的具体情况,按照有利于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服务群众、有利于提高满意度的原则,深入调研、冷静思考、科学谋划,不能忽视现实、盲目跟风。一要充分考虑基层基础。拔苗助长只会走入歧途,其结果往往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践中,一些创新工作从形式看很好,但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甚至“胎死腹中”,就是因为脱离了工作基础,使创新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要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推进组织工作创新,把握好时机、力度和节奏,根据工作基础区别定位、分类谋划,形成全面进步、梯次成长的良性创新机制。二要充分考虑承受能力。创新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精力作保障。程序越搞越复杂,增加工作成本,加重基层负但,投入和成效不成正比,只会引起基层的反感和抵触,更谈不上工作成效。创新思路的谋划,要把握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避免人为“复杂化”的倾向,坚持效率、效益相统一,统筹考虑,审慎出台。三要充分考虑现实需求。需求就是导向。背离形势要求、背离群众需求的创新,只会被时代所抛弃、被群众所抛弃。要克服“闭门造车”的不良倾向,准确把握上情、下情、民情,坚持从实际需求出发谋划创新,使创新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符合群众意愿。

  二、创新不是无原则的蛮干盲进,方法的制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

  搞“永动机”,“闯红灯”,不是创新。违背规律和规则,创新将成为脱缰的野马、失控的车头,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推进创新心要热、头要冷、步子要稳、方法要得当。一要探求规律。毛泽东同志讲:“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做事情是如此,创新也是如此。要多学、善思,把组织工作规律研究透,才能干明白、有创新、得实效。二要尊重规律。“永动机”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违背了“能量守恒”的科学原理。在制定创新方案时时,要对创新设想进行规律规则相容性检查、措施方法可行性检查、功能价值合理性检查,这样才不会空耗心思、取得实效。尊重规律,集中表现在遵守规则上。组织工作的政策性、原则性很强,要积极改革创新,但象“党管干部”这样的原则、底线任何时候也不能突破、违背。三要应用规律。认识、掌握了规律,不用也是白费。如干部培养,要把握干部成长规律,严格按照干部成长的阶段性、顺序性、差异性的特点开展工作,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只有善于应用规律,按规律办事,创新工作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创新不是无实效的标新立异,目标的定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

  搞“名词翻新”,“新瓶装旧酒”,不是创新。刻意制造“轰动效应”,乱提所谓“新思路”、“新口号”,名曰改革创新,实为哗众取宠。创新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研究和解决问题作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要发现问题。看不到问题就谈不上解决问题。要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深层次问题,不能满足于坐在机关打电话、听汇报、看材料,必须深入一线、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组工干部下基层活动,不走“固定路线”,不打招呼,不亮身份,多听勤走善问,与一线干部、基层群众零距离接触、无障碍交流,让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二要正视问题。发现问题是基础,正视问题是态度。对存在的问题、出现的矛盾麻木不仁或忽视漠视,破解难题、创新发展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要有“揭伤疤”的勇气,敢于直面问题、正视问题,这样才能赢得创新主动权,及时把握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最佳机遇期,创造性开展工作,避免问题和矛盾的进一步演变和恶化。三要解决问题。创新不是目的,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创新成效到底如何,群众是否真正满意,最终要看问题解决得怎么样。要采取“部长领衔、项目化管理”的方法,对组织工作中的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影响形象的突出问题,通过实施“部长项目”、“科长项目”、“科员项目”,制定方案,明确目标,限定时限,落实责任,从而引导全体组工干部集中精力攻坚破难,推动工作的创新、问题的解决。

2016年实事求是闯新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党的十五大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本质,就必须坚持立足于实事这个基础。立足于实事,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也就是说要在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和具体环境的分析过程中对实际作出辩证的把握。如果没有对具体事物、具体问题和具体环境的深入调查研究,实践主体就不可能对实际作出辩证的把握。同时,这个实际又是变化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也就是说只有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中,才能全面地认识实际。如果只停留在静止不变的事物上,只停留在片面的事实和表面的情况上,实践主体就不可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反映和认识实际。因此,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实际,就必须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实际有个准确把握,才能真正理解和认识实事求是的本质。

  “求是”,这是认识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实事求是中的“是”,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事物及其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论。但是,“是”并不等于客观情况,它是深藏在事物内部的东西,单单靠感性直观是难以把握的。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要想把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这种“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就必须在“求”上狠下一番功夫。所谓“求是”,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求是”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过程;就是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结论的过程;就是发现规律,认识规律的过程。概言之,求是的过程,就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多次反复、循环曲折的过程。

  实事求是的关键是创新。因为,“求是”的目的就是引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也就是说,要用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理论指导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如,理论观点———政策决策———工作思路———操作方法。其中,每个环节的转换都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各环节之间的转换,也不可能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只有把它转化为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然后再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才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真正有效地指导实际工作。在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转化,没有结合,而只是从本本出发,照本宣科,照抄照搬,理论就不可能有效地去指导实践。同样,如果我们只消极被动地适应客观实际,不进行大担探索,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无法发挥。

  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一刻离不开创新。因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8—259页)邓小平所说的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就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规律,创造性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把理论与本国实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样,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也必须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订政策、计划、方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只有这样,实事求是的本质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所谓“创新”,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取得新成果。创新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邓小平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主张排除思想障碍,冲突教条主义的框框,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而且还表现在邓小平第一次把向前看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这集中反映在他讲实事求是时多次提出要“向前看”。如“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向前看,就要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1、149页)向前看,就是既尊重客观实际,又发展创新。可以说,创新既是认识和把握实事求是的关键,也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关键。然而这种创新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需要敢于解放思想的勇气。因此,认真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创新意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2016年实事求是闯新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结合学校、学院及党支部工作实施方案,做一名合格党员,6月15日下午,宜春学院在主教楼召开了两学一做研讨会讨会,院党委副书记袁群,学生党支部书记雷莹子出席了本次研讨会,该院学生党员、预备党员参加了此次会议,研讨会由院党委书记朱向华主持。

  朱书记谈到,是否做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是衡量一名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时刻保持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作为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了解政治,懂政治是党员的基本素养之一。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即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要担好这份责任。研讨会上,袁副书记强调学生党员要成为老师的助手,成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遇到问题自己先协调解决,解决不了再进行反馈,能够有担当意识,学会掌握领导方法,才能真正负起学生党员的责任。

  党员们也对此次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集全党智慧的结晶,把握好实事求是,既要在学字上下功夫,更要在实字上着力,常抓狠抓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借学习升华,借实践的成果做指引。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新时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国家发展的新要求,敢于创新,尊重实际给广大大学生党员提出了新要求,实事求是闯新路的重要前提,闯新路是推动实事求是的推动力。

  两学一做,展望未来,实事求是闯新路,对于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学习“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内涵,强化担当精神,提高服务意识,凝聚笃实之力,努力成为学校建设的坚实力量,加强了学生党员对两学一做思想的深入了解,提升了他们对党性的修养。

实事求是闯新路问题清单篇二
2016年实事求是创新路问题清单一览表

在1927年夏秋期间,全党都在苦斗,都在探索扭转败局、振兴革命的路子。但这时候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是以苏联为楷模,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暴动,达到夺取政权的战略目的。党的八七会议后,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仍把武装起义的着眼点放在城市。以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为例,中央就明示应“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至于湘南、湘中的军事行动,也是“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沙发展”。作为秋收暴动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突破这种传统观念,以井冈山为起点,开创革命的新道路,我们从引兵井冈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它的思想基础就是根据实际作出正确选择的科学态度。

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各地的工作进行了大略的讨论。认为湖南省委没有勇敢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对土地问题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这是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的。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派彭公达和毛泽东两人回湘召集旧省委,宣传中央新政策,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指定彭公达为新的省委书记。

据彭公达在1927年10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公达11日回湖南,泽东12日在汉动身,约定13日到长沙,15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13日没有到长沙,会议日期改为16日。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都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他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作农民土地问题调查去了。他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

毛泽东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专家,担任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对农民问题颇有研究且极为关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曾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过32天的考察,于2月6日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

毛泽东对这次板仓之行,曾于1927年8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接着列出了他亲自拟订的有关土地问题的四条纲领性意见。

在板仓,毛泽东还召集当地农民钟庆生等6人在杨开慧家召开了座谈会。6个调查对象中有农民四人,篾匠一人,教师一人。毛泽东向他们询问了当年收成、本地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各占多少等问题,农民们都一一反映了当地的情况及农民的意愿。调查会结束时,那位教师问毛泽东:“今后行踪,作何打算?”毛泽东回答说:“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还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号,并“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升华,是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注重社会调查,充分了解国情、民情的结果。具有如此鲜明的观点,在当时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秋收起义公开扬起共产党的旗子,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公开的挑战。

根据实际情况退出战斗以保存实力

秋收暴动的军事行动从1927年9月9日开始,到9月17日局势已经明朗化了。各路部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时候,是按原订的战略计划集中各部队再夺浏阳,攻取长沙,还是退出战斗以保存实力,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湘敌迅集重兵向浏阳压来,如果以起义军弱小的兵力及差劣的装备与之硬拼,完全有被消灭之虞。他在浏阳上坪与卢德铭等人紧急商议,决定撤出战斗,退往萍乡再说。9月l9日,各路部队会合于文家市。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系统地发表了意见,主张作战略退却,沿着湘赣边界退到湖南去,其理由是中央已有布置: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应响应南昌兵变,前敌委员会要分兵一团或二团到湖南占据郴、宜、汝一带。师长余洒度也作了发言,他认为平江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并抬出中央、湖南省委的指示及原订的战略计划,提出现在不是退的问题,而是要再次取浏阳攻打长沙。但毛泽东以理服人,征得了多数委员的支持,最终形成退往湘南的决议。

调查研究是进行土地革命的前提

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行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时状况、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并开始将目光转向农村。

1927年9月25日,工农革命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莲花县境。晚上,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召开调查会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势的汇报;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因脚伤没能去茶陵,就到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为《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县一带的塘边及附近的几个村庄,作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永新调查》。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无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没收对象问题上,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标准问题上,是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或是两者兼顾?在分配区域问题上,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别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一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自创立以来,几个月间都与组织失去联系,党的六大决议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冈山。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注重了社会调查研究,倾听了群众的要求,才比较正确、科学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如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边界执行的还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顾了老人与小孩。在《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标准都采用了,并提出:“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这就既切合了边界的实际,又与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统一,受到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除自己从事调查外,还要求红军及地方干部直接参与此方面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曾志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中讲道:“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研究。收集沿途的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在1927年11月间开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还要求教导队学员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如: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况、文化风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写调查表。部队干部战士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提出了中国革命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而且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成果和标志,就是提出了中国革命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载体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三篇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概念,形成红色政权理论,绝非偶然,有其历史背景。

“八月失败”后边界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这时,党和红军内部就有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产生动摇,直至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句话最初是杨岳彬说出来的。杨岳彬是湖南华容人,此人能说会道,爱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由于善于刻钢板、作画,时任第三十一团团部宣传干事。一天,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找到杨岳彬,要他为一营添置一面红旗。杨岳彬正与红军医院的党代表曹嵘等人闲聊得起劲,听了很不耐烦,回答道:“置什么红旗,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吗?”由于当时军队内的悲观思想早已存在,所以杨岳彬颇怀不满的一句话一时不胫而走,使得当时的右倾悲观情绪火上添油。1928年在井冈山任第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也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也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于边界盛行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潮。不回答这个问题,革命难以为继。

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党和红军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科学地分析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

1928年5月至10月,毛泽东在当时的宁冈茅坪八角楼上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详尽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论证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大胆预见:“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在信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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