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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怎么死的,犟脾气的教授张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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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脾气是什么意思_犟脾气的教授张奚若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2001年朱�F基在母校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在座的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老师:“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的一个夜晚,两位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皮帽子的军人来到了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敬了军礼,介绍说他们是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请教北京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并拿出一张地图请梁、林夫妇在地图上标示,以便攻城时炮火能够避开。领着这两位解放军找到梁家的,正是张奚若。
  1949年,张奚若出席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会上讨论国家名称的时候,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提案。对此,张奚若认为这些名称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于是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个张奚若先生是谁呢?
  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令属大荔)人,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他的经历与民国时候的名牌大教授完全不同。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曾任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1929年8月担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后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
  
  宏道书院学子
  
  明弘治七年(1494),籍贯陕西三原的兵部尚书王恕明致仕归里,其子王承裕考中进士,父子协力建了宏道书院。到了清代,宏道书院成为西北学界旗帜,省学衙署设三原县,府考亦在宏道书院举行。光绪26年(1900),书院改名宏道高等学堂,倡导新学,注重经世致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派遣官费留日学生30名,宏道学堂即占半数。
  但也许陕西的古迹太多了,宏道书院如今在陕西也少有人知。民国时,书院改为陕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后改称陕西第三职业学校、工业职业学校。解放后改为水利学校、三原县教师进修学校,2005年交给县文物旅游局管理。
  民国时期。陕西是很出过一批名人的,比方说于右任、李仪祉、吴宓、张奚若、范紫东、张季鸾等。其中,于右任是两袖清风的检察院长;李仪祉是著名的水利学家,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范紫东是同盟会早期成员,创立了著名的“易俗社”。张奚若和吴宓是清华的文科教授。吴宓一度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他经手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成就了清华四大导师万古美名。张奚若当了多年的清华政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过高教部部长。张季鸾、张奚若和吴宓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响当当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批人还是一所学堂培养出来的。陕西最为人所知的是关中书院,但是,关中地区还有一所著名的书院――宏道书院。上述这批人物均出自这个宏道书院,其中,范紫东毕业时还是优等第一名。
  张奚若不是像其他文人教授那样只是撰文鼓吹革命,他是直接投身。辛亥革命前夕,他到上海求学,遂投身革命,结识了于右任、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井勿幕、吴玉章、任鸿隽等人,奔走于上海、武汉、北京、西安和日本东京等地,为购买军火、发动起义奔波。
  1941年出版的张奚若《辛亥革命回忆录》中,他详细回忆了这些经历。比方说,他受命从日本回上海,考察军火的运输问题,发现陈其美有一个听差,“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绝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有一次同宋教仁乘人力车,原已讲好了价,下车后车夫又要加一点,宋先生的湖南犟脾气忽然发作,坚持不付,争吵不已。”张说自己当时的感想是,“要做革命大事,怎么对这些小事不肯放松呢?”
  辛亥革命发生时,张奚若和一群革命党人正在回西安的路上。路过自家所在朝邑县城,因为担心会被父亲扣下,他就住在旅店里连家也不回。但晚间大家派他这个当地人出门查看情况,居然一出门迎头就遇上打着灯笼上街的父亲,但他翌日还是离开了。辛亥革命后,悲债于陕西革命后的政权完全被哥老会霸占的现实,张奚若受革命党人之托去武汉找黄兴和黎元洪,请他们派革命军入陕驱逐之。结果一行人在河南南阳被捉进监狱关了两个月,脖子上拴上铁链,几乎丧命。“这两个月的日子真不是好受的。隔墙就是重犯监狱,铁链的声音常常可以听见,镇台处的下文听不到,我们就以为不免一死了,半夜里灯光如豆,听到门外马蹄声或是刀枪的摩擦声就不由人要吃惊。”
  
  比胡适年长的学生
  
  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杨杏佛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张奚若比胡适年长,但从名分上来说,他还真做过胡的学生。
  张奚若是个很认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后一度他被选为陕西省的议员。有一回地方议会开会,别人都不怎么当真,他居然老老实实地从外地奔波回去开会,除了他,还有一个这么老实的议员,就是后来在延安备受毛泽东称赞的开明绅士李鼎铭。
  辛亥革命后,张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体会是,革命党人虽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他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于是便起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所以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拿老革命的资历去捞好处,而是真的出洋留学去了。初到美国,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 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仿效西方民主制度,所以衡量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起,张奚若在欧美度过了12个春秋。在此期间,他除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还跑去德国科隆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在巴黎游学,并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人。这12年的时间里,虽然和其他留学生一样经济上很不宽裕,但他充分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张奚若的阅历可不是胡适那样的书生那么单薄。从1919年初开始,从巴黎和会陆续传来不怎么理想的消息。时在巴黎的张奚若读到几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他便提醒胡适等人:“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批判的)。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布尔什维克)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国联)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 of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在当时学界一派“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情绪下,张这位革命老将的看法是非常清醒的。
  1924年年初,滞留在法国的张奚若打算回国,却没有路费。此时正值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停刊不久,为了使《努力周报》尽快复刊,胡与杨杏佛、朱经农、丁文江、任鸿隽等周报同人商量,认为由张出任主编最为合适。因此胡以《努力》的名义给他寄去川资1000元。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不难看出,张对这件事曾经作过认真考虑,并表示“极喜办报”。遗憾的是,当他在一年之后归来时,这件酝酿经年的计划却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张还在信中与胡商量,应该如何偿还这1000元借款。
  除了胡适,张奚若和徐志摩的交往也很有意思。徐志摩遇难后,张奚若在《大公报》上写了悼念文章:“……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文章的最后,他评论道:“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张是一个硬得出奇的北方老陕,徐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这两个人怎么结下这般情谊?
  近代中国曾有不少学者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如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等人。张奚若与徐志摩的相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时。最初,在徐的眼里,张是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徐在张的心中,更是一个“油滑的南边人”。但两人当时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张的学问和耿直、执著的精神逐渐吸引了徐。1925年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邀请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张奚若是以“一位有名的炮手”(徐志摩语)加盟的。张果然在一篇千余字的短文中火药味十足地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有意思的是,对于张如此的尖锐与激烈,徐志摩居然为该文写了个一倍半长的“附注”进行介绍:“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意志、他的说话和他写的文章,都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此同时,在“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张文中的愤激之词,竟会一语成谶。
  张文发表之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也写了一篇《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张读后随即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驳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人。《晨报副刊》先后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正当讨论热烈进行之际,北京爆发了反对段棋瑞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居然殃及《晨报》被焚:“昨日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折毁破损甚多……直至七点半钟,宣外大街一带,交通尚因之阻隔。”所幸副刊部损失不算太大,大部分稿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只是停刊数日便恢复出版了。
  
  犟脾气
  
  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熙若这个人,王蒂(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
  有人说,在接受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最具批判精神的一个。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之后,就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于今观之,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问题,并开始进行反思。
  在现实政治中,张奚若的批判精神也不亚于他在学术层面的力度。抗战初期,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发现这个参政会不过是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装点门面时,他就拒不参加。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他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难堪的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结果,张居然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后来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干脆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要一律参加国民党。但是,张奚若就是拒不填表。事实上,辛亥老将张奚若本来是拥护国民党的,但他在1941年皖南事变而引起的民主运动中转向,不归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38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9人,青年党5人。傅斯年和张奚若是无党派的代表。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国民党党员,不 能由共产党提。为此,张奚若致信老同学张季鸾掌门的重庆《大公报》,专门发表声明,宣称他曾以间盟会会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从未加入国民党:“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政治学教授
  
  张奚若以革命党人出身而弃政从学,早年岁月里把大把时间花在了革命实践上。但是他对于政治有着比别的从学校到书斋的人要丰富得多的体验和认识,而阅历对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又非常重要,因此他的研究与课堂风格可谓别具特色。他的政治学课程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广受欢迎,影响了包括朱�F基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学生。但是,他是一个述而不作的学者,留下来的文章非常少,都收进了并不算厚的《张奚若文集》里。在这有限的著述中,他30年代写的《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意味深远,即便今天来看,观点仍然鲜活异常。
  前一篇文章中,张奚若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解放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思想解放最为重要。第二,尽管个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无缺陷,但是它的优点却在于能够养成忠诚勇敢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在任何体制下都有无上的价值。第三,为立国本,为救国难,中国急需培养这样一种人格。文章说:个人主义除了承认一切社会组织都应该以人为目的,其权力都来自并属于构成它的人们,以及它必须由这些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外,还必须承认政治上一切是非的最终判断者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政府或其他。“因为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所以举世皆以为是而我尽可以为非,或者举世皆以为非而我尽可以为是”。正因为如此,个人就不仅需要在思想和言论上有充分的自由,而且还应该有向政府提出建议、批评的义务和权利。他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服从国家才是自觉而不是被迫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感受到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以忠诚勇敢的人格去对待他的国家;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充满活力,它的国民才不至于仅仅是一种工具。
  在后一篇文章中,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人格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从历史上看,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个人依附于团体的现象不仅极为严重,而且比欧美各国多了三四百年,这就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不敢抵抗、甘心屈服的“第二天性”,所以他主张应该特别提倡那种勇敢的批评精神,并保护那种不畏强暴的人格品质。文章的最后指出:由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而只要是人,他在理智、经验和操守等方面就可能有很多缺陷,如果我们对权力不加以制约,就会使“再好的统治者,……也很难抵抗滥用(权力)的引诱”。鉴于此,他认为把不加限制的权力托付给任何人都将带来可怕的后果。因此,作为个人的集合体,任何国家都不但要营造一种宽松的舆论环境,宽容的思想氛围,还应该让掌权者懂得,在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接受批评容纳意见”是避免腐败的“有效方法中最重要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国民与国家的道德关系,才可以步入现代社会。
  西南联大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学,但是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金岳霖与陈岱孙合住地主家的戏楼包厢,张奚若住祠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尼姑庵,费孝通住的厢房下面一半是厨房另一半是猪舍。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清华教授都愿意去西南联大,比方政治系的萧公权教授就去了陪都重庆。西南联大教授讲课风格不同,有的教授讲课不用讲义,只带卡片,张奚若和历史系的郑天挺正是其中代表。张奚若在西南联大时一直担任政治学系主任,每逢学期开始,他都亲自指导学生选课,并在每个学生选完课的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上课时,他手持拐杖,头戴礼帽,鼻上架一副宽黑边眼镜。张奚若最欣赏独立思考,即便与他的观点对立也没关系。他在课上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生动活泼,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那阅读量可不轻松。他不怎么主张多读教科书,但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上他的课,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学生的必读书目。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在西南联大,他的课以严格而闻名。考试成绩公布时,有时居然在80到100分这一档几乎没有人,有些学生的成绩在30到50分之间徘徊。1936年秋天,只有8名学生选修他的课,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还有1人吃了零分;但是他却给张翰书(后来成为台湾立法委员)打了99分,还外加1分给了满分。当时,这件事在北大、清华,包括两校校长在内,尽人皆知。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所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有人说,从整个思想图谱和学统传承来说,民国学人大致分为三批,分别以任鸿隽、胡适和钱钟书为代表。任是辛亥革命的功臣,胡是热衷于社会事务的“五四”运动红人,钱是纯粹的读书人。从任鸿隽到胡适到钱钟书,清晰地浓缩了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脉络: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其核心价值,也就从政治关怀走向社会关怀、走向专业关怀。这很难说是个人成就与境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时代使然――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环境。而张奚若一人,经历了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再到专业知识分子的三次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时代环境中,他自觉自愿地追求和实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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