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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避税对我国的启示: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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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能合作是什么意思】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当前的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处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待解决,对外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打破经济增长困局必然选择。回顾国际产能合作历经波折,其中美、日两国对外产能合作从产业选择、转移主体等方面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对外产能合作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3/view-10939655.htm  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投资;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6)12-0036-05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
  (一)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各经济体增速情况分化
  2016年上半年,全球经贸投资继续低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上半年全球GDP增长约3%,全年增长率约3.1%。前两个季度国际贸易分别增长2.7%和1.4%,全年将增长2.8%,连续第五年增速低于3%。跨国直接投资下滑,2016年1―4月,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FDI)下降了23.4%,据预测,全年世界FDI规模将萎缩10%―20%。[1]发达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经合组织(OECD)成员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8%,低于2015年的2.1%。美国经济增速下降,预计全年增长2.2%,低于2015年的2.4%。欧元区复苏步伐有所放缓,英国脱欧打击欧盟经济增长前景,英镑汇率在公投结果出炉后受到重创,未来经济增长蒙上阴影。[2]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前年有所改善,一季度新兴经济体GDP增长率为3%,高于2015年同期的2.5%。金砖国家增长进一步分化,中国和印度继续中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计中印两国2016年GDP将分别增长6.7%和7.6%,巴西与俄罗斯陷入衰退,预计全年将分别萎缩4.0%和1.2%,南非经济亦开始萎缩,全年增长率放缓至0.6%。[3]总结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各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几乎穷尽,各国金融市场动荡频发,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重拾活力,新经济增长点仍难觅其踪。世界经济亟须走出“平庸”,重拾动能。
  (二)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结构转型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人口红利的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环境综合承载力的下降,传统依赖大量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然不可持续,钢铁、玻璃、建材等产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近12亿吨,而同年国内钢材市场需求量仅为7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7%。[4]在过去三十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与此同时,“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特征也尤为突出。[5]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高铁、钢铁、石化和纺织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不断提升,中国开展对外产能合作的能力明显增强。一面是过剩产能亟待消解,一面是先进装备制造蓄势待发,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保持经济增长,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和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大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下简称“国际产能合作”)这一重大战略。
  二、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
  国际产能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production capacity)这一概念最初来自2014年12月14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国基础设施需求对接达成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6]概念的提出有着特定的背景:首先,从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第三产业已然超越第二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落后产能约占工业总产能15%―20%,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距离成为工业化强国尚有距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其次,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缓慢复苏,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工具捉襟见肘,新兴经济体发展速度迅速分化,在新经济增长点出现前,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不充分成为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部分最不发达国家亟须加速工业化进程,引进相应产业部门,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国际产能合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是一种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相较于单纯的产能转移,国际产能合作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李克强总理从东道国的视角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将国际产能合作定义为一国在建设中根据需求引进别国有竞争力的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建材生产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能有效降低建设成本,扩大就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对外产能合作的经验,本文认为,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如下两个合作模式与内涵:
  第一,中国―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模式。通过对接中国先进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中国产品、生产线和产业技术“走出去”。以对外产业合作的方式实现��内产业转型,将合作国家市场纳入全球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跨国布局,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中国―发达国家产能合作模式。以产业投资与合作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技术、市场等战略资源,对接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实现产业升级。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创新与产业技术的领先位置,这一基本趋势在未来相当时间都将延续。中国产业获取最新技术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对外投资对接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产业领域。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助力中国产业实现从价值链中低端逐步上升至中高端。   三、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的历史发展与特征
  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保增长,促发展”的高度,着眼大局,提出推进国际产能的重要战略举措,在世界经济与工业化发展历史中尚属首次。国际产能合作并不是单纯的产能转移抑或对外投资,而是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再造的有机结合。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国际产业转移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带动移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7]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第一次科技革命至今。其发展过程中分别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现了五次转移的高潮,并通过产业转移完成了世界工厂由英国向欧洲大陆、再向美国,最后向亚洲转移的过程。[8]
  (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的扩张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自18世纪末,这一时期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诞生促使机械工业取代手工业的时期,亦是英国由近代迈向现代化经济的时期。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英国从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军事的绝对霸主。18世纪初,英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主要产业有毛纺织业、棉纺织业、亚麻制造业、丝织业、建筑业、煤炭业及金属制造业等。18世纪60、7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英国迅速展开,将前工业化时期的制造业发展成为现代大工业。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建筑业、煤炭工业和钢铁业产值占整个制造业产值的23.5%。到1801年,四大工业部门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制造业产值的46.5%,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9]在19世纪前70年里,一直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世界贸易的1/5―1/4。[10]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与“世界工厂”地位决定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是英国,转移目的地则是发展阶段较为落后但产业基础较好的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正是对来自英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美国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美国以承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为历史前提,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为技术基础,才推动了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第一次产业转移的动因在于技术的外溢效应和市场的扩张要求,世界经济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此一阶段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潜在输出国。
  (二)二战后,美国向日本、德国的产业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各参战国经济,世界各国经济力量对比被重新洗牌。老牌经济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被战火蹂躏,经济实力大不如战前;本土未受战争侵袭的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军火贸易更为美国带来大量的资本,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进入工业化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作为产业转移的发起方,将部分传统制造业如纺织、钢铁等产业转移至原联邦德国和日本,而美国则凭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着力发展汽车、集成电路、精密仪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轮产业转移的高潮具有鲜明的地缘经济和政治考量。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了了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代表着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和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制造业,坐拥资本与技术乃至大量科研人员的美国拥有绝对的比较优势,从追求经济效益的角度,推动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战前具有工业化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的德国和日本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次,二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形势日趋明显,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判断,日本、原联邦德国分别成为了东亚和欧洲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将自身已发展成熟的制造业转移至上述两个国家地区。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巨大,原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也可以说,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二次变迁。[11]
  (三)20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
  20世纪60年代,日本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整体工业都较为落后,劳动力成本低,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下降后,成为世界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劳动工资和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在国内逐步失去竞争优势。日本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比日本国内更低的台湾、韩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在国内则着重发展化工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故而此轮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由日本主导的,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大约20年。[12]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选择了一条对外投资、重构国内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道路。在这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日本产业向外转移经历了三次小高峰。第一次小高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向外转移的目的是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四小��”。第二次小高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和造船等,转移的目的地仍然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次小高峰发生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既有亚洲“四小龙”,也有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更有美国等发达国家。[13]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催生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   (四)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产业输出国多样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部分国家开始进入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阶段。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下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明显上升。在第二产业内部,传统重化工业中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行业开始进行国际转移,而技术密集型计算机、通讯设备、生物化工等高技术产业在国内迅速发展。
  此一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输出地,不仅有日本、美国,而且有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产业承接地既有东盟四国,但主要是中国内地地区。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很快成为东亚地区崛起的一个经济发展群体性明星。但“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很快就面临着境内市场狭小与生产能力扩张之间的矛盾、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与企业追求更多利润的矛盾、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存在,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亚洲“四小龙”在将其产业转移到菲律宾等国家的同时,也将很大一部分外移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是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对亚洲“四小龙”产业的承接,中国还以其广大的市场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大量投资,中国的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也可以说,对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
  (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双向转移深化时期
  在第四次产业转移后,世界经济迎来了全球化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价值链,奠定“世界工厂”地位,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连续多年稳定增长。市场的繁荣推高了市场的泡沫,美国的次贷危机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建立在泡沫之上的世界经济轰然坠落。彼时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因在前四次浪潮中已将中低端甚至大部分制造业外移,国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经济危机的重创使得各国重新审视制造业在维持经济结构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在此时期,出现了与前四个阶段截然不同的产业双向转移不断深化的特征。一方面,美德英等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纷纷推出制造业振兴计划,如德国工业4.0计划、英国工业2050战略等,意图通过政府政策指导,吸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重新流回国内。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面临增速放缓、市场萎缩、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危机,急需通过产业的对外输出提高经济效率。这一时期的双向流动使得全球产业链得以重组,中国亦从产业承接国逐步成为产业输出国,更带动东盟等周边国家经济发展。
  四、美日对外产业合作与转移的不同特点
  在国际产业合作的发展中,美国与日本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合作道路。
  (一)选择的产业不同
  “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从本国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些“边际产业”虽然在本国内已经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但在东道国却是具有显著或潜在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经验是通过“边际产业”海外转移,建立了国内生产和海外生产的互补型经济模式。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转型,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美国式”产�I转移是从“比较优势产业”开始的,即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化学产品、医药产品等垄断性新产品开始,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是逆国际分工的,虽然充满着机遇和风险,但却保持本国具有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占据产业创新和技术最前沿。
  (二)产业转移主体不同
  “日本式”产业转移主体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产业”。为了生存,只能向海外进行投资以利用国外低廉的生产要素来降低成本。中小企业虽然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相对于在国际分工中梯度较低的产业承接国(比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资金和技术上的比较优势。
  “美国式”产业转移的主体一般是大型跨国公司。美国是将先进的尖端增长 性企业向海外输出,垄断企业发挥各种技术、资金、规模等垄断优势进行对外扩张。这是由于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 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更强。故而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成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
  (三)对贸易影响不同
  “日本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顺贸易倾向型”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互补贸易, 能够产生贸易创造效果。这与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相符合。由于日本把自己是比较劣势(但在东道国是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转移到东道国,能够使东道国充分发挥自己的要素优势,而投资国也可以通过输出劣势产业来促进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新的比较优势。随着边际产业部门的对外转移,日本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步增长,使得日本的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加大。其结果是扩大了双方的比较成本的差距, 促进了双方贸易及优势产业的发展。
  “美国式”产业转移是一种“逆贸易倾向型”投资,是贸易替代形式。即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许可证安排是三种相互替代的形式。当企业只有具备所有权优势时,会选择许可证安排的经营方式;而如果企业能够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即同时获得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会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利;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时,企业才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美国优势产业部门的大量对外投资,导致美国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加。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一)全球布局产能合作,学习美日对外产能合作经验
  中国产能合作虽已起步,但仍未做到统筹规划。应尽早设计中国对外产能合作路线图,制定中长期国际产能合作规划,系统布局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把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重视对装备技术产业的优势产能输出,又要适度推动过剩产能走出去。在具体合作方式上灵活选择,既鼓励大型跨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产能对接,也应创造良好对外投资服务机制,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小企业试水海外投资。   (二)依托市场,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干预
  健康的市场环境意味着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配置资源,而政府以有限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市场进行疏导。“里根经济学”所推崇的降低政府对企业干预、减少行政审批、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对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呼应。
  (三)创造需求,通过对外投资来调整产业结构
  对外投资不仅能够通过比较优势获得投资利益,更能通过化解市场无序竞争来为产业转型升级留出空间。总结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经验,鼓励以对外投资的方式推动产能深度合作,互利共赢。
  (四)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支持过剩产业兼并重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通过引导国防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推动了美国从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经济的转型。如果能够将过剩的产能所挤占的市场资源投入科技研发领域,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推进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改革,为企业兼并重组创造外部条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五)调控适度,避免政府的过度投资加大通胀压力
  经济发生失衡需要政府采取宏观政策调控市场秩序,但调控程度需加以限制,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直接投资支出。过度的政府投资不仅可能会增加市场流通货币量,更有可能释放错误的市场讯号,如“马歇尔计划”虽有效地化解了二战后产能过剩危机,但政府的过度投资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该计划结束后美国经济并未能延续持续增长的态势。中国应汲取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教训,在政府适度政策指导下统筹布局,有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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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彤彤 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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