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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范用同志,悼念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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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图片_悼念范用

范用同志走了,我非常悲痛。他的去世,我原也有些心理准备,因为近两三年来,范用同志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郁郁寡欢,足不出户,有时成天躺在床上看书,或者是闷头睡觉,生活极不正常。原因很清楚,首先是他老伴丁仙宝的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范用平时的生活起居都是丁仙宝悉心照料的,她一走全乱了套,儿女都要上班,成天只有一个保姆陪伴着他,没有人可以交谈。而更主要的是,这几年来,和他志同道合的许多知交好友相继离世,对他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有时去看他,他一谈起这些事,都是热泪盈眶,极为伤心。戈宝权、叶浅予、黎澍、胡绳、启功、陈白尘,郁风、杨宪益、冯亦代,特别是和他无话不谈的吴祖光、新凤霞夫妇,最后是关系最密切的丁聪都走了,使他深深陷入了痛苦和孤寂之中。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3/view-13379532.htm  范用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本来他和三联书店的一些老同事,每个月都要聚会一次,互相交流谈心,欢聚一堂,近年来因为一些老同志一个个走了,剩下的已没有几个,聚会中断,范用就更加沉闷孤单,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甚至产生了厌世思想。半年多以前,他患了抑郁症,拒绝进食,身体极度衰弱。他的肺部本来不好,结果感染后病情加剧、恶化,以致不治,实在令人太痛心、太惋惜了。
  我和范用同志从1953年起在人民出版社共事,到现在已有57年,彼此相处关系一赢很好。我敬重他的为人,也敬重他对出版事业的执著和认真。他爱书,也爱装饰书,他把好书看做是自己的生命。
  范用在我国出版界,可说是一个真正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典范。几十年来,经他手策划组织出版的图书不下数千种。为了出好这些书,他费心费力。他不仅重视书的内容,也非常注意书的外观,做到一本书整体的完美结合。其中有很多图书,至今已成为文化珍品和重要的文学史料了。
  但他自己在位时却没有出过一本书,直到他的晚年,还是在别人的推动下,才开始编写自己的书。《我爱穆源》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是他与他的母校――镇江穆源小学一些小朋友的通信,后来又加了怀念该校师友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范用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他对童年的这些回忆和怀念,真切感人,因此冰心专门为范用题了这样的词: “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范用后来又把自己的一些怀旧和回忆文章编了一个集子,书名叫《泥土・脚印》不久又增加一本《泥土・脚印(续编)》,这是受巴金给他题词的启发,巴金给范用的题词写了这样一句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这也正是范用一生的写照。读范用这两本书中这些隽永清新的散文,韵味无穷,感人至深,真是一种享受。
  范用一生中亲自制作了很多图书的封面,而更多是在他的构思、创意和总体设计下,交给出版社的美编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具体绘制完成的。这些都体现了范用对图书装帧设计工作的一贯思想和风格。为了总结多年来这方面的经验,他选了自己七十多幅有代表性的装帧作品,写了自己如何构思创意的体会,编了一本书,取名叫《叶雨书衣》, “叶雨”是范用的笔名,“书衣”即书籍的外衣,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自编的书。这是一本对图书装帧设计者具有示范性的图书,很有参考价值。
  范用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极有魄力,但他不习惯集体领导,喜欢独断专行,家长式的作风比较严重,因而别人总感觉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因为都得听他的,有人戏称他“范老板”,他也毫不在意。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社领导,我和他合作相处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始终敬重他的为人,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1983年起我们又一起主持过人民出版社的全面工作,合作得也很融洽愉快。
  我对范用同志十分钦佩折服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他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骨气。 “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出版社是一场大灾难,而在社领导中受害最烈、挨打最多的就是范用,因为他自始至终对“文革”的倒行逆施极其反感。在造反派的强大压力下,他正气凛然,不屈不挠,一直顽强抵抗,因而“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有一次批斗他时,一个打手上去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眼镜打飞出去摔得粉碎;又有一次他被罚跪在操场上,遭人踢打,但他毫不屈服。他先后被抄家三次,令他最伤心的是他多年来珍藏的许多图书都被抄走,丢失了不少。他还被说成是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在轿子后面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这就是范用对“文革”的态度。
  范用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喜欢交朋友,特别是文人朋友,他认识很多和他志趣相投、观点相同的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和他们常有来往,有的还交往很深。如他和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钱钟书、杨绛夫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冯亦代、安娜(后来是黄宗英)夫妇,萧乾、文洁若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他还和夏衍、叶圣陶、聂绀弩、费孝通、黄宗江、陈白尘、汪曾祺、黄永玉、叶浅予、启功、王元化、李一氓、黎澍、胡绳、陈翰伯、刘尊棋、王世襄、戈宝权、姜椿芳、李洪林等人都交往不断,从他们身上充分吸取思想养料,提高和充实自己。
  夏衍曾经说过, “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其实范用交朋友也是为了出书,出他们的书。他至今还保留着和他们来往的许多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痛定思痛,拨乱反正,当时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作为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范用同志也十分活跃,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出版工作搞上去,跟上时代的步伐。 他先后创办了《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读书》一开始就提倡“读书无禁区”,独树一帜。范用说:“我办《读书》是继承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读书》现在已成为一本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人文刊物了。《新华文摘》则倡导广收各家之言,为理论创新开路,尽管那些年屡遭批评指责,但现在它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摘刊物了。
  在三联书店1986年独立建制以前,即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约10年间,为了挖掘国内外著名人物的旧著新作,范用不遗余力地亲自策划组织了数十种这类书稿,现已行销百万册、影响深远的《傅雷家书》,就是范用排除了众多困难坚持出版的。这也是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范用还顶着风险出版别人不敢出版的所谓敏感书籍,如李洪林的《理论风云》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特别是巴金收有《探索集》、 《真话集》等五个集子的《随想录》合订本,是巴金晚年最后的一批著作,十分珍贵。范用得知有人阻止刊发巴老的文章后,极为气愤,正好巴老有事来北京,住在民族饭店,范用立即赶去看望,答应巴老一字不改地把《随想录》印出来,巴老当然十分高兴。
  范用拿到共有150篇文章和29张照片的这本《随想录》书稿后,作了精心安排,亲自设计封面,装帧、版式、照片等搞得都很精美。为了用最好的纸张,范用调用了印《毛选》的备用纸。巴老后来收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后,喜出望外,写信给范用说: “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与此同时,范用还出版了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胡风、聂绀弩、廖沫沙、柯灵、唐搜、曹聚仁等一批著名文人的杂文集,现在这些书都已成了极有价值的文学史料了。
  范用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大家,他一生对出版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人们钦佩他、敬重他,他的高风亮节,他视书籍如生命,为它们做嫁衣裳的出版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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