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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庆 不做艺术,谢德庆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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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仁|谢德庆仍是个谜

他是谁?   在最权威的搜索引擎维基百科上,关于谢德庆,只有短短的300字的介绍:1950年生于台湾南州,美籍台裔艺术家,工作并居住于纽约。曾为非法移民14年,直到1988年获得大赦。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3/view-4648295.htm  而他,在艺术界被称为“神”一样的人,他只创作了6件作品,却几乎耗时近20年,成为华人乃至世界行为艺术的极致和先驱。
  他的身体因为艺术而存在,同样也因为艺术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30年来,他几乎不存在于当代艺术史的讨论中,虽然生活在纽约,但他的名字更没有同美国的艺术圈挂钩。这样具有爆发力的艺术家,为什么会像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不为人所知?
  “生活,在我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谢德庆一个访问说到,“活着,就是等死。”谢德庆用全部的生活和肉体,响应着每个人生命里的痛苦和疑惑。
  谢德庆,现在仍然是个谜。
  我变空了
  对谢德庆早年的生活报道鲜见于媒体,只是在一篇纽约时报的访问里,谢德庆曾谈到他在高中辍学后,沉浸在摇滚乐和尼采、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存在主义的思考和文学里。随之而来的3年兵役,当年在党政军一体的台湾,军队是国家机器改造和训戒青年思想的最佳工厂。谢德庆对于军旅的印象是:“我整个变空了。”军旅生活,对敏感的艺术家而言,是一场生存战争: 在荒谬和暴力的国家机器里,或生存,或如动物一般无意义地等待死亡,或是像谢德庆一样,抱着烈士般的决心,坚持着敏锐和反省的特质,分分秒秒在荒谬和乖戾中痛苦挣扎。
  24岁的谢德庆放弃了在台湾做画家的前途,到一艘油轮上当见习船员,为的是伺机偷渡美国,他期待美国能给他一个自由的发展前景。1974年7月,当这艘油轮停在美国费城的德拉河码头卸油时,谢德庆在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的一个油轮码头跳船,潜入码头附近的小镇,然后出了150美元请人用车把他从小镇送到纽约。
  伴随他跳船消失的,还有作为人的身份、保障和权力。在中国餐馆洗盘子和做清洁工时,谢德庆都在餐馆打烊后才敢去上工,因为他不想穿白围裙,怕在营业时间打工,因为若移民局来餐馆突袭抓人,穿着白色围裙在街上逃命就太显眼了。他在美国与移民当局躲躲藏藏14年后,终于于1988年由移民大赦获得永久居民的身分。
  一年复一年
  1978年,谢德庆盖了一个木造牢笼,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洗手台和马桶。他把自己关进去整整一年,创作了在美国的第一个作品《一年》。“我不说话、不阅读、不写作、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一直到1979年9月29日。” 就像生活在监狱里。无人与他交谈,无法阅读和聆听,无事可做,除了思考和计日。对于当时还没有获得美国身份更没有所谓艺术机构支持的谢德庆来说,为了能够进入“笼子”,并顺利实现构想以呈现整个作品,他做了诸多的准备。首先,他通过刷盘子打工的收入租到了一处足够大的空房子,每个月需要450美元的租金。那是一家工厂的大厂房,位于纽约哈得逊大街111号的二楼,面积差不多有600平米,房子非常陈旧。谢德庆拿到那个房子之后进行了精明的装修,把那个房子分成两半,一半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另一半分隔成好几个房间租给别人,这样自己不仅免费得到了一个工作室,每月还能有150美元的固定收入。这样一租一转租之间谢德庆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二房东。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家里也会在经济上接济他,谢德庆估算他的每件作品需要的经费是差不多2万美元。
  在开始实现之前还需要一个律师来对整个创作行为进行公证。谢德庆的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个专门做此类公证的律师,那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东欧人。1978年9月30日下午6点,就是谢德庆进到笼子里去了之后,律师亲自在门上贴上了签有他名字的封条。所有封条加在一起有200多条,每条上都盖有印章、注有作品的名称以及律师的签名和编号。谢德庆付给那个律师150美元作为酬劳。这是谢德庆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为创作付的律师费用。
  第一天来参加谢德庆进“笼子”仪式的大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大多是朋友和艺术家,没有演讲也没有媒体,大家只是看着谢德庆进去,进到笼子里去。很快房间里的人就陆续撤走,谢德庆一人留在了笼子里。这是人类第一次以艺术的名义自愿把自己投进“监狱”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创作。
  整个笼子是谢德庆亲自用松木制作的。三面木栏,一面是墙。在笼子里有一张床,一个洗脸池,一盏小灯,一个马桶。甚至多年之后,谢德庆在纽约的家也依然保持这个简单到寒酸的样子。在笼子里的日子,谢德庆每天三顿由助手送来.早餐是牛奶、茶,有时候有点面包;中午是牛肉三明治;晚上是专程到中国城购买的芥兰牛肉饭。助手都在同样的餐厅购买同样的食物,一年之中很少变换花样。刚进“笼子”的头两三个星期,谢德庆曾经对助手强烈地抗议过,因为不能说话,他抗议的方式就只能是摔碗,将吃饭的盘子饭盒狠狠地摔在地上。一个月之后,谢德庆也不再摔碗了,有什么就吃什么。
  笼子里,几乎没有春夏秋冬四季。要更真切地了解四季,需要通过助手所送换洗衣服的提醒。房间很黑,除了那盏小灯以外没有一点光线,对于谢德庆来说,没有白天与黑夜。他要区别的只有一天,一天开始了,一天又过去了。
  谢德庆计算与区别时间的办法,一方面是通过听,尽力去听周围环境的声音,另一方面就是送饭,每送一顿饭就表示时间又过去了,吃完芥兰牛肉饭就意味着一天的结束。
  每过一天,谢德庆就在笼子里的墙壁上划一道印。划印成为他每天饶有兴趣的一个工作,也成为一个调节他情绪的游戏。有时候他按捺不住很早就把印划了,心里不觉懊悔不已,觉得时间一下子长了起来,似乎一天不再是24小时,而是42小时了一样。
  每3个星期,谢德庆的笼子就会接受一次参观。参观的消息通过纽约各种艺术展览场所的海报广告发送,一到那天,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人们可以自由地来参观谢德庆和他的笼子。有一次,一个穿着雨衣的老太婆,在一个画廊的宣传册子里看到有“笼子”的展示消息,老太太知道了便专程前往,进到工作室之后到处都找不到供展示的作品,最后就跑到笼子旁边去问里面的谢德庆画廊在哪里。她根本没想到她面前的那个男人和笼子就是作品。   生命就是消磨
  笼中一年,谢德庆一直就生活在自己的作品里,无所事事,永远是打发时间,不过在笼子里比在笼子外打发时间要来得困难些。谢德庆还是摸索出一些打发时间的办法。他在笼子里划分出一个“家”,让很单一的空间似乎就显得复杂了一些。谢德庆可以在“家”里坐坐,想想问题,然后就可以离开“家”外出散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然后再回“家”。另外,谢德庆每隔两三天就仔仔细细地把地板擦一遍。他还收集毛发。每天谢德庆都会专注地将所有脱落的阴毛收集起,没事还会数上一遍。在进笼子之前,谢德庆带了一面镜子,每天观察自己也成为他打发时间的一个好办法。
  1979年9月30日上午11点,当谢德庆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他面色苍白浮肿,早先的光头已经长发及肩,整个房间安静极了,所有人包括谢德庆在内都显得有些紧张。谢德庆一张嘴要说话,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说话了,怎么努力都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笼中的一年对谢德庆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他变得敏感脆弱,他对周围人无法接受,觉得周围人都如同野兽一般充满攻击性,缺少安全感,和外人无法进行哪怕最普通的交往。
  如果这个作品中谢德庆讨论的是关于孤独与隔离,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有些肤浅和表面的。谢德庆更想对身份与存在的内在界限提出疑问:不多的食物、住所和衣物,缺乏社会接触、物质享受和娱乐机会,一个人放弃多少还能生存下去?减少至最低的范围意味着什么?没有交流机会和思考记录的思考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作为非法移民的经历,和在纽约的异乡人经历给他的行为艺术带来灵感。当然这件作品与世界各地监禁的政治犯的情况产生共鸣。但是谢德庆愿意接受这样恶劣的情况给人们留下的神秘感与不安。
  打卡、流浪、互缚
  有了笼中一年的经验,1980年,谢德庆开始了另一项挑战,就是被称为《打卡》(Time Piece)的作品。谢德庆把工作计时卡插入打卡钟打上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24小时,日复一日,整整一年。每次,他去打卡钟打卡,摄影机则摄入一个画格。这就是说,他在一整年中不能睡上一个囫囵觉,他的每一个白天和昼夜都被机械地划分为24份,由一位观察者证实了每一天的时间卡。谢德庆在此作品开始前依然理了发,然后让他的头发在那段时间里自然生长。这种被迫间断性的生活绝非常人所能忍受,“每一个小时成了纯粹的熬磨,时间反过来将人死死抓住,不再是人过的日子,而是时间冰冷刻度从人的生命中一刀一刀切过。”诗人北岛在一篇提到谢德庆的散文中亦说,“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谢德庆使用了打卡钟,这是一种在工作场所中使用的设备,它机械地将时间划分为精确的等份,并通过对时间消耗的测量来冷酷地判定人的业绩。以打卡作为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用时钟(时间)去衡量各种类型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排除了任何特殊内容的时间流逝这一过程本身,成了他的劳动的唯一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打卡不仅仅是关注时间的流逝,而是在“打生命”,谢德庆说:“本质上讲,我们都是沧海一粟。然而,我们很少去关注时间本身的流逝。我们倾向于按照填充时间的活动来考虑时间,或是在不得不等待或想要即刻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被动地想到时间…… 24个小时地打,就像那个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他推石头到山上,那就象征一个生命的态度,不管是推石头,或者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同物性的。每一个人都在写着自己的一个还原期,而我把它推到极致。”而谢德庆在他的行为中抛弃了所有的内容与境遇,以便去体验诸如时间的纯粹流逝之类的过程。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重新揭示了一种对时间的内在体验,一种纯粹的、宁静的“持续”的感觉。
  2013年7月在北京的UCCA展出的《一年行为表演 1980-1981》(“打卡”),是得以靠近谢德庆作品的难得机会。展览中包括一张海报、一份艺术家声明和证人声明、一份漏打卡记录、一个打卡机、366张记时卡片、16mm影片、366条影片截取肖像以及一套谢德庆自选的“工服”。用整整一年时间去严格实施一套“苛刻”的不合理规则,本身就极具指向性和启发性。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谢德庆每次打卡的照片记录—固定姿势,无言语表达—以影片的形式循环放映,每秒24帧,片长逾6分钟。短暂的影片轮回与部分残余证物相结合,揭示生活即“度过”,彼刻与此刻的重要性是恒定的。
  1981-1982年的作品被称为《户外》(Outdoor Piece),这一年行为中,谢德庆在户外生活了整整一年,把自己抛入一种飘流的状态而成为一个流浪汉。一年中,他从未进入任何建筑或有屋顶的结构。在这一年的大多数情况下,他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曼哈顿下城区,靠着收费电话偶尔与朋友们联系。每天,他都在地图上记录下走过的地方,并标示出吃和睡的地点。他让自己过得比纽约的流浪汉还要辛苦,全暴露在天幕下,连吃喝拉撒的过程也不能在遮蔽物下进行。当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8度,他只好穿起所有的衣服,通夜坐着烤火,不然会被活活冻死。他浑身恶臭,因为逗留在一个屋前被生气的房主攻击,不得不用帆布背包中的防身双节棍自卫,而被拘捕关押了15个小时(这是他这一整年中唯一次违背“不得呆在遮蔽物下”的规定)。《户外》这个行为艺术可以视为是第一个行为自囚的反面。由于不被限制在室内,谢德庆尽可能为自己打开户外空间。自我可以由于暴露而枯萎,也可以因为封闭而死亡。他测试着自己在环境中生存的力量。一旦无家可归,一个人就成了无人瞩目的无名氏。这样无家可归的人除了有被剥夺的感觉之外是否还有自由的感觉呢?纽约有很多迫不得已的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而谢德庆自觉地去分享他们的困境又意味着什么呢?
  1983-1984年的作品《绳子》,谢德庆让女艺术家琳达·莫塔诺参与进来,他们两个用一条8英尺长的绳子将自己绑在一起,坐卧不离,却保持身体相互不接触。一年时间里,两人在没有恩爱和感情的立场上,过着比夫妻更要贴近彼此的生活,以至于到了1984年作品结束两人分离的时候,发誓彼此永不联系,视若仇敌。通过这一系列对自己个人生活的严酷“剥夺”,他自我剥夺了隐私,告诉我们自由的珍贵,把现代人实际上并不自由的人生做了多方位的展现,这展现对我们构成了触目惊心的景观,让我们觫然省悟。在能够拥有的时候,我们是否活得太潦草,太浮表了,最具体、最实在、最结实,却又最脆弱的本体被我们彻底忘却了。
  不做艺术,只生活
  1985-1986年,谢德庆的艺术计划更加独特,他宣布一年之内不做艺术,在这一年里不谈、不看、不读艺术,不进入画廊或博物馆,只是正常生活。而之后1986年到1999年的13年计划,是谢德庆最后一件称为《作品》的作品。在这13年中,谢德庆不发表任何他的艺术作品。直到在千禧年的第一天,谢德庆在纽约的约翰逊纪念教堂做公开发布,宣布“我活下来了,我度过了1999年12月31日”。显然这13年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熬磨”,13年悄然而过,他果然默默无闻。进入21世纪后,整个艺术界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新动静,虽然开了一个画展,但展出的是他20多年前在台湾时期的画作,卖得很好。于是他用这笔钱正在装修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房子,打算把它开放出来,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免费食宿,让他们可以有条件创作。
  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曾策划了谢德庆的回顾展,而2013年7月在UCCA的展览则是他作品首次在大陆地区展出。市场上谢德庆早年在台湾创作的画作也开始慢慢的价格不菲。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生活没有作用,艺术没有作用,生活就只是纯粹的生活一年。我以后只有生活而不再做艺术了,我不愿再拿艺术之名去做任何事情。”谢德庆果真这样去做了,他甚至恋爱结婚,还曾回重庆拜见了岳母岳父,像所有普通人一样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
  就像之前他从未详尽地陈述他过去的生活、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谢德庆也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未来,只是活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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