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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西园寺公一的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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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公望_毛泽东与西园寺公一的长谈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即将回国“省亲探友”的西园寺公一夫妇,会见前,护士长吴旭君来到值班室笑着对我讲:首长通知,今天在这里工作的人,可以听他的谈话,但要少露面,不能影响会见气氛。这个意外大喜讯,我顾不得多想,只是打定主意,一定要好好地听,并牢记不忘。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4/view-10313555.htm  
  出身名门望族,却爱中国北京
  
  西园寺公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和平人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于1906年出生在东京都一个显赫的家庭,其父亲曾任皇室侍从,而祖父则被天皇赐予“元老”殊荣。1930年,年轻的西园寺公一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内阁国际问题顾问,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战争,希望和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来中国参观考察,历时三个多月。1958年应日中友好运动和日中民间贸易的需要,先生率全家移居北京,一住就是十二年零六个月。他为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冲破重重阻力,不辞艰辛,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中国,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西公”。那年,西园寺公一虽已年过60,但气色极佳,挺直的腰板,搭配着合体的西服,加上熟练的汉语,举止言行非常抢眼。他的夫人,则更眉目清秀,谦恭有礼,可称得上是一位相当标致的日本女人。
  宾主交谈开始,客人先讲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其间当提到他的祖父是留学法国的,父亲是留学德国的,自己是留学英国的,儿子是留学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笑道:“了不起,是一个典型的有着东西方文化知识的大家庭。”并进一步指出:“你们日本人学习西方是有成绩的。明治维新运动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保存下来的封建贵族,两者结合在一起,迅速将日本发展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惜后来走的不是一条和平之路,结果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西园寺公一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说:“战败的日本,检讨这个教训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啊,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你和浅沼稻次郎先生等这样的人!”“还有桦美智子……”。“对,她已成为日本当代民族英雄了。”此刻,毛主席深情地表示:“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些年来,日本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毛泽东:“民间大使当得好啊!”
  
  西园寺公一当然知道,毛泽东类似这样的话,对其他人也讲过。不过对他而言,这次却是仅有3人相聚的饯别赠言,所以显得尤为珍贵。于是西公坦率陈述他之所以喜欢新中国并在北京长住,决心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努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亲眼目睹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政府对战后的日本,从人道主义出发,着眼于日本民族的未来,适时作出决定,不仅很快解决了居住在中国大陆许多日本侨民回国的问题,而且更在1954年8月至1956年8月,短短两年时间里,宽赦或免于起诉在押的日本战犯西井建一等1534人,并予以释放。主人细细听着,不时又关切地问道:“看来中国的友善作法,在日本当权派中间也有了一定影响。”“是的,如: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日本政界超党派议员团访华;在东京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中央大会’;促成李德全(卫生部长)、廖承志(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带领的中国代表团访日成功等活动,不仅有民间的各种力量相助,也有当权人物的支持,至于我个人,只是利用比较特殊的身份和众多的社会关系,尽了必要的努力罢了。” 毛泽东无不点头称是:“你这位民间大使当得出色,当得好啊!”
  
  奇妙的“答非所问”
  
  西园寺公一得到赞赏,自然满腔喜悦。但他随即出人意料将话题一转,向毛泽东请教:“当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国际共运有哪些重大影响?” 毛泽东眼神一亮,毫不迟疑地回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经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过去不少外国同志和朋友曾多次问我‘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有哪些?’我总是清楚地告诉他们:一、党的领导。当然,这个党必须是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二、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由各革命派别参加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我们也通俗地称它为‘三大法宝’。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但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曾同党内‘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做过艰难的斗争。其中同王明两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大,教训也最为深刻。王明这个人,你们知道吧?”“知道一些,不很多,听说他是理论家。”“什么理论家!30年代初,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叫《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自己打扮成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路线的代表,取得共产国际中个别人的信任,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
  西园寺公一开始觉得这些与自己问的关系不大,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是位相当机敏的人,很快意识到毛泽东所谈到的,非同寻常,必有所指,于是更加集中精力,仔细聆听。不过他还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过去的共产国际和现在的国际共运,已经大大的不同了。”此刻,我上前为他们续完茶水后,仍回到西耳房,隔着大丝绒帘子,继续静静地听着。毛泽东像老师上课似地一条条指出:“王明他上台后,提出了一整套‘新原则’或‘正规原则’。拒绝我们过去用血战换来的革命经验。他批评我们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而他则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要用他的‘新原则’来指挥我们的党和红军。政治上,他主张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反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军事上,他采用的作战方针,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以一当十,以十当百’。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用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他完全反对我们行之有效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对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这个基本的作战方针;经济上,他主张剥夺私人小工商业者的财产,在农村打击中农,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实行家长式统治,大搞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总之,没有想到,这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行的‘新原则’,在三、四年时间里,致使除了陕甘边区外,南方的湘赣、赣南、赣西、闽西、湘鄂赣、鄂东南等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了,使红军由30万人降低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最后不得不匆忙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被迫进行了长征。
  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他从苏联回国,在武汉负责党的工作时,写了一篇叫做《挽救时局的关键》的文章。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证明其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民族英雄,那时候,谁能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呢?这种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敢也不愿意利用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发展的有利形势,失去了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的难得机会,致使蒋介石国民党有条件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并造成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如此等等。”
  毛泽东在历数王明错误路线的同时,也无不对许多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优秀干部和大批红军战士,表示深切的思念。因此,他老人家特别对西园寺公一夫妇说:“我在1936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王明等人)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于在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和出现的条件,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三大法宝名不虚传”
  
  西园寺公一请教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未作正面表态,好像没有听到的一样,甚至连相关的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讲。而是用大部分时间,比较系统深入地谈了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情况。尽管列举的不少史实在公开发行的《毛泽东选集》里都有记载,客人也许拜读过它,但作为对“当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国际共运有哪些重大影响?”的答复时,他似乎终于明白,本打算在日本共产党已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多听听毛泽东关于苏共领导集团与日共领导,中共中央与日本共产党(左派)之间关系的重要意见,却由主人十分切题地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来论证国际共运中存在着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对立统一的复杂关系。而要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就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鹦鹉学舌,照抄照搬。他为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深深地感动了,自言自语,脱口而出:“三大法宝,真是名不虚传。”
  事实上,在中国居住了多年的他,对那时的中苏、中日关系是很了解的。主要有三点:第一、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并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错误。1961年苏共召开的“二十二大”,更是发展到了分裂国际共运的新高峰。之后,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因为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第二、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日本共产党。由于当时宫本显治为代表的日共中央领导,迎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华和美国争夺日本的需要,主张同苏联搞“联合行动”放弃反美侵略斗争,坚持“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等一系列作法,遭到了大批日共党员的抵制和反对。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先后退党,另行成立革命组织,名为共产党左派,而西园寺公一自己是由日本共产党员高仓辉介绍,在中国秘密加入共产党的,而且又是倾向于中国观点的。所以他就很快认识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干涉别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原则。第三、毛泽东拿王明来说事,既有间接批评第三国际和苏联当权人物大国沙文主义的意思,也有暗示日本共产党有识之士,要认真参考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在自己革命的实践中,尽量不犯或少犯中国王明“左”、右倾路线的错误。至于当前的修正主义思潮,则更要严加抵制和反对,因为它是一条没有任何希望的绝路。
  西园寺公一领悟了毛泽东回答的真实意图后,高兴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搞革命,手里的‘三大法宝’,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要有一个好的党,又是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日本国情与中国国情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同样,只要日本有一个好的党,革命过程中的好办法,同样会产生出来的。”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强调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三件法宝,不仅是我们共产党战胜敌人,夺取政权的主要武器,更是胜利之后,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主要武器。这三件法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接见快结束的时候,西园寺公一夫妇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表示:“谢谢毛泽东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次富有意义的美好会见。您讲了那么多过去的重要事情,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随即握住主人的手,深深地一鞠躬后,离开了颐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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