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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上楼”现象的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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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民]农民“被上楼”现象的伦理反思

作者简介:李西杰,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苏州 215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CZX026)。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4/view-10331202.htm  〔摘要〕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被上楼”现象,源于民生时代的伦理缺位。一是伴随承载着传统人文生态的农民居所的变化,缺乏一种与之适应的全新人文伦理生态;二是农民上楼缺乏一种生活体验上的主体性认同;三是农民上楼过程中,缺乏资源性的政治动员与其利益分配的道德支持。
  〔关键词〕 农民 “被上楼” 民生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1539(2011)03 0041 04
  
  近来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一场拆村并居、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1]。伴随着这场被媒体冠以农民“被上楼”这里的农民“被上楼”现象不同于始于2000年的改造城中村进行的“村转居”行动,后者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与城市空间的拓展,为便于对已经融入城市的城中村加强管理而进行的。而前者主要是指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撤村换取建设用地的一种现象,尽管其形式多样,但其核心是“撤村建设社区”与“宅基地换住房”。的行动,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人们之所以为此争论,源于民生时代的伦理缺位。首先,当我国以城市化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迅速发展,传统的农舍改为楼宇,现代元素词汇充斥农村大地的时候,传统乡村社会历经数千年艰难积累而成的人文生态,也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损伤、破坏甚至毁灭。其次,农民上楼缺乏一种生活体验上的主体性认同,“被上楼”现象反映了如此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村上楼行动中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地方政府的强势主导。再次,农民上楼过程中,缺乏资源性的政治动员与其利益分配的道德支持。政府的主导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无论对于农民生存与发展,还是对于政府合法性的影响,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破坏的可能。我们有必要引导这一行为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使其能够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
  
  一、渐行渐远的“他者”:乡土建筑与人文伦理
  
  乡土建筑的消失与人文生态伦理的改变是农民面临“被上楼”首先要关注的一个民生问题。乡土建筑的改变,不仅涉及农村几千年以来积累而成的人文生态的失衡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之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致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正常生活和繁殖。参见费孝通:《四年思路回顾》,载《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在空间领域,伴随而来的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必然带来新居民社区之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变。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纽带(逻辑)取代传统乡土伦理对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2]。现在农村社会早已不再是仅仅依靠传统维系的文化共同体,而是具有多样性共同联系的地域共同体。乡村社会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被抛弃成为逻辑上无可奈何的必然。
  首先,建筑的本质体现着居者的生活之道。法国诗人雨果曾经说过,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建筑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发展的载体,不仅是人们聚集生活的“容器”,更承载着人的存在方式,创建着人的生活之道。威尔逊在《建筑反思》中认为,“建筑的本质在于:它属于实用性秩序,总是服务于自身之外的一个目的”[3]。这种目的性意味着,建筑(物)在满足人的活动的同时,作为家园的人、动物、自然和谐共存统一体,它们也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成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生活秩序。传统中国乡土建筑承载着作为实用秩序的乡土社会与精神价值的乡土家园文化。拆掉农民村舍,农村就会失去根,农民就会失去赖以为生的生存之道。
  其次,乡土建筑承担着人们特定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指出,“建筑师必须在财富和德行之间作出选择”[4]。建筑的设计与建造必须满足一种道德诉求。道德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元素,它以一种“隐性秩序”的方式寄生于社会生活的风俗礼仪和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发挥着它特有的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秩序的软式约束和协调规范作用,规范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村落既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存在形式,又是乡村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基础。[5]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孕育的自成特色的居所和由之形成的人际聚落关系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村落共同体维系着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也塑造着乡村伦理。乡村社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乡村本身,而在于乡村的公共空间以及乡村公共空间生活培养的社会人文价值。传统乡土社会局村而居的村落建筑,因其低流动性和地方性,而使得熟人化的社会关系呈现着差序格局状况,维系这种状况的主要是礼治与传统。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传统乡村社会由宗法与乡土集体行动构成。作为共享的集体性的历史记忆,包括祖先崇拜、宗族活动、安土重迁等民间传统等,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乡村秩序中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最后,作为现代性“他者”的乡土建筑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20世纪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以现代性的科学、理性来改造的农村社会的话语及实践是新农村建设的结构性背景,这种进程是以否定传统社会为基本路径的。代表着传统的乡土社会被解释为一种现代性的造物与“他者”。“他者”表示与现代性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异质性关系”。这种他者的身份,由于现代性的“科学合理性”而使得人们无从考量传统这种异质性与现代性的范围和界限问题;人们在消除“差异性”追求“同质化”、“同一化”的思维逻辑下,农村生态结构将被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趋于消亡。建设用地挤占农民宅基地的逻辑是资本这一符号化的现代性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彻底瓦解,是现代战胜传统的必然。“现代性的成就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迁。实际上,现代性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性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模式。长久以来,不论是生活在现代性环境中的人们,还是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把现代性的到来看作是取代其他生活方式的绝对优越的方案。”[6]宅基地被置换,农舍变为楼房,如果是在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条件下,农民被迫住上楼房,那么将彻底地改变农村的社区生态以及生活方式。
  
  二、主体性的缺位:农民“被上楼”的风险之源
  
  “被上楼”是农民在这场运动中主体性缺失的生动写真,它直观地回应了“当今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动力到底是来自社区内部还是外部”[7]这样一个问题,尖锐地提出了政府在推动这场运动中能否真正保障农民根本利益的问题。经验直观告诉人们,农民上楼缺乏一种生活体验上的主体性认同,这场运动的合法性从而受到质疑。
  首先,政府强势主导与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矛盾冲突是造成农民“被上楼”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判断农民在这场运动中主体性缺失与否主要看农民在此之中利益是否获得保障。地方政府在“土地红利”财政思维下,通过“撤村并居”、“双置换”、“农转非”、“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小城镇化”等形式,借助于“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直接推动农民上楼运动的政策依据是国土资源部2008年6月27日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为了确保我国耕地红线,引导地方政府节约用地,该《办法》规定,地方在农村复垦、减少多少建设用地,城市就相应新增多少建设用地,这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政策激励。政策,为从耕地中挤出城市建设用地份额,是这一活动的基本运作逻辑。绝大多数村舍改楼房式的农民上楼,是在缺乏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统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启动的。农民上楼之后“三农”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唯一改变的,只是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来,搬进政府指定的楼房集中居住而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农民则住进了被选择的“新农村”,过着被产生的“新生活”。[1]由此,农民生活和生态结构被改变的同时,土地级差收益能否享受到,能否分享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成果,伴随这场运动的推进而成为新的问题。
  其次,城市化或者说市场化是这一运动出现的直接力量。城市对农村的“殖民”是这一运动出现的逻辑使然。城市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城市对农业乡村的统治;城市的主要居民日益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归入这两大阶级之中,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之中。“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8]农村正在成为城市的延伸,传统自然的农作方式正在慢慢地(甚至快速地)被工业化渗透,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的生活方式亦不断地城市化。
  最后,农村结构变化与抗风险能力的降低是农民上楼后带来的紧迫民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伴随着农民出走农村进入城市谋生,农村村庄的兴衰成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变迁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住进了类似城镇居民小区的农村新社区,但如果居住其中的农民没能改变生产方式,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将面临很大困难。就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指出的,传统农村的宅院、村边、地头,都是农民创造收入的场所,甚至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消费都来自于此。进入新社区,这部分收入没有了,而生活费用的开支却明显增加,“连喝口水都要花钱”了。如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收入来源,能否长期维持就是个大问题。[9]如此一来,用住宅城市化(楼宇化)来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化解三农问题,根本无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也在根本上制约着中国以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发展。三、民生之道:破解农民“被上楼”困境的伦理展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破解农民“被上楼”现实困境的根本途径。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纳入到工业化社会生产中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乡土性的褪色、农民的洗脚上楼也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并不是到处出现城市,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同样,农民上楼也不意味着农民的彻底市民化,而是通过民生之道的变革,改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在我国目前公有制的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流转及其流转过程中引起的经济要素的变化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操世元、王永胜通过对“村转居”的研究认为,农民“被上楼”现象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行政化趋向,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上楼本来就是行政推动的结果,村转居社区早期的问题当然要依靠行政权力的干预,但这种干预如果长时间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它会降低社区建设的活力与动力[10]。因此,合理规范政府作为是破解农民“被上楼”、促进农民改善生活之道的着力环节。
  首先,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依靠公平正义的各项社会制度,切实推动民生建设。政府的责任与使命在于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公正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取向,它应贯穿于民生建设过程的始终。民生建设的根本力量是广大社会成员,政府发展民生事业的目的是为了造福广大社会成员并需要依靠社会成员的参与,使之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纳入整个国家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体系中,使其得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政府要在住房、就业、就医、就学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挥公共政策的伦理关怀功能,使更多的人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惠,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积极稳妥地解决“三农”问题,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其次,农民住房的改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尊重乡土传统资源,善待集体记忆及其生活场域,改善农民生存境遇。毕生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乡土性是新农村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在一个变动很少的社会中,从实际经验里积累得来的规范时常是社会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导。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功效不但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会威权支持的理由。社会威权的另一面就是人民的悦服。悦服的原因是从此可以获得生活上的满足。社会结构不变动,规范成了传统,以往的成效是规范取信于人的凭借”。在传统社会,人们只要“在这种只要遵守现存的规范就可以解决生活上各种问题的社会里做人,他们不必去推究‘为什么’的问题,只要问‘应当怎么办’或是‘以前人曾经怎么办的’就够了”[11]。我们要关注从乡民到市民的转变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文化生活的转变。面对多变的现代社会,农民的生活之道亦需改变。“传统是多样化的、地方性的和在时间中不断被再定义和再解释的过程。”[12]中国的传统建筑格局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应对自然和社会各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积累的必然选择。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建筑承担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民间智慧,也是我们维系乡村社会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这一点并不能因人为改变而变化,近百年来的农村变革历程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尊重传统与发展传统是辩证的统一,人们通过再造历史进而改造与建构着历史。
  今天,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风险性意味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彻底化和普遍化。这使得各种变革引导或迫使我们越来越多地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一种变迁就是传统控制力的减弱[13]。乡村社会住宅的结构性巨变,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变,当前乡村社会关系功利化、理性化成为一种现实。乡村社会宗族、地域性的人际外围关系已高度利益化,而与之对应的是家庭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益简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使乡村生活的风险加大。因此,应当在乡村家庭作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上,建立以经济利益导向为基础、现代“抽象体系”为媒介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社会关系系统,来变革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以现代的利益关系纽带取代对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以适应乡村市场化社会发展的未来[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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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朱晓阳.“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M]∥张曙光,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1.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等.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7.��
  责任编辑: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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