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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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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编者按:“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4/view-10417678.htm  
  一、关于“亲亲相隐”
  
  《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孟子・尽心上》篇中也有一段对话,原文是: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前一段对话翻译为现代汉语,意思是:楚国大夫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很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作为儿子为此事指证。”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此做法不同,父亲替儿子遮掩,儿子替父亲遮掩,正直就在这中间了。”后一段对话的意思是:学生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法官,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孟子答道:当然是把瞽瞍抓起来。桃应问:难道舜不会制止吗?孟子答道:舜怎么能制止呢?舜授命于皋陶,让他执法。桃应问:那么,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把放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草鞋一样,他应当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沿海边住下来,终身高高兴兴地享受天伦之乐,而忘却掌握天下的权力。
  这两段对话的精神后人称之为“亲亲相隐”。这种精神在儒家的谱系中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Y梁传・成公元年》中说的更明白:“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对诸凡重大事件都要隐瞒起来,并认为此乃“尊尊亲亲之义也”。董仲舒从公羊学中发掘父子相隐,并推广到养父子相隐。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更是把相隐范围扩大到兄弟、朋友、夫妇。南北朝时期,侍中蔡廓奏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使民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赞同他的说法,于是法律不再要求子孙作证。宋代朱熹在阐释这个问题时也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元代则有“彼各都忍了也波哥,因此上父为子隐,上下家和顺”的说法。现代学者钱穆先生亦认为:“隐恶而扬善,亦人道之直。何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此乃人情,而理即寓焉,不求直而直在其中。”①
  “亲亲相隐”精神在古代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秦律云:“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意即子女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公家不予受理,而且会判处告发者有罪。
  《礼记・王制》载:“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汉书・宣帝本纪》云:“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公羊传》何休注引《汉律》亦云“亲亲得相首匿”。汉以后历代王朝均承袭沿用这一原则,“亲亲相隐”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容,并且在制度上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隋、唐律中有“同居相为容隐”“亲属相为容隐”的规定,甚至还规定揭发犯罪的亲属要犯不相隐之罪②。元代连大逆谋反这种重罪都要容隐,明、清时期容隐亲属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大明律》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民国时的《六法全书》对亲属匿罪、拒证特免权做出特别规定,把亲情作为一种权利来进行法律保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对亲属拒绝作证权做出明确规定③。
  中国社会有“亲亲相隐”的传统,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古罗马法中甚至规定亲属之间相互告发要丧失继承权,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赞同“亲亲相隐”,为此,他专门商讨了两条法律条文④。在当今外国的刑法中也多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⑤。有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经典案例:父亲贩毒,女儿知晓父亲毒品藏处,警方讯问女儿未果,遂以包庇罪对其起诉,法官却判决女儿无罪。理由是,一个社会的人伦和亲情受到伤害,其危害性远大于刑事犯罪。警方可以借助其他刑侦手段获取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国家的法律中,“相隐”的范围已经不限于亲情,甚至包括工作关系及其他事务。但是,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⑥。《刑事诉讼法》第48条却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就是说,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知情者不分亲疏,一律必须作证。
  
  二、关于“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断绝父子私情,后指为维护公义而舍弃亲情血缘关系。这个典故出自《左传》:春秋前期,卫庄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姬完、次子姬晋、三子州吁。州吁最受庄公宠爱,养成残忍暴戾的性格,无恶不作,成为国都的大害。老臣石�F有个儿子名叫石厚,与州吁关系密切,跟随州吁胡作非为,祸害百姓。庄公死后,姬完继位,称卫桓公。桓公生性懦弱,州吁更为横行霸道,石�F因年迈且不满州吁的作为而告老还乡。公元前719年,州吁与石厚杀害桓公而夺取君位,为制服国人、立威邻国,州吁、石厚贿赂鲁、陈、蔡、宋等国,征集青壮年去攻打郑国,弄得劳民伤财、民怨鼎沸。州吁见百姓不拥戴自己,甚是忧虑,合计找石�F帮助,以安抚民心。石�F早想除掉祸根,为国为民除害,于是告诉前来求助的儿子说:“你们只要去陈国请恒公帮你们在周王面前说情,得到周王的同意和通融就好了。”于是石厚和州吁带上礼物赶往陈国。石�F割破手指,写下血书,派人事先送到陈国。血书写道:“逆子石厚助纣为虐,罪恶深重。我年老体衰,力不从心,现二贼已驱车前往贵国,实老夫之谋。望贵国将二贼处死,此乃卫国之大幸!”陈国大夫子针与石�F有深交,见到血书后奏请陈桓公,桓公命将州吁、石厚抓捕。石�F知二人被捉,请大臣议事。众臣皆曰:“州吁首恶应杀,石厚从犯可免。”石�F正色道:“州吁之罪,皆我不肖之子酿成,从轻发落他,难道使我徇私情、抛大义吗?”众臣默然,石�F就派家臣羊肩赴陈,将石厚诛之。古代史上“大义灭亲”事例不胜枚举,周公诛弟,季友鸩兄,汉文帝处死亲舅,金朝大臣赵千将“带酒乱言”的儿子赵无事“捕之而告官府”,受到金世宗的称赞。
  现代史上“大义灭亲”的事例也层出不穷,而当代“大义灭亲”的事例也时见报端。有一个近年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例:山东省济南市有一名女大学生,从2005年6月起一年的时间,两次只身进京向中纪委举报父亲包养“二奶”的情况,强烈要求党组织“清除这个党内败类”;随后自办“反包二奶”网页,又注册开办了“父亲不如西门庆”网站,将自己向有关纪检部门举报的材料在网上公布。在其撰写的文章中,使用了若干侮辱“二奶”的语言。2006年8月14日,被告的“二奶”以其构成侮辱罪、诽谤罪为由,向山东定陶县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07年2月5日,定陶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该女生构成侮辱罪,判处管制两年,并且要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删除其开办的“父亲不如西门庆”网站、“反包二奶”网页上所有侮辱“二奶”的文章⑦。
  “大义灭亲”虽然在古今都是“美谈”,但似乎汉代以后多数朝代的法律对它并不客气。汉武帝时,衡山王太子刘爽坐告父不孝,弃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状告其夫张汝舟,说他多报了参加考试的次数,非法获得免试的资格,骗取功名,官府认定张汝舟罪名成立,判处他徒刑;但宋代法律同时也规定,妻告夫要判处三年徒刑,所以李清照亦身陷囹圄。
  
  三、关于上述案例的评析
  
  对于“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件事的态度,揣孔子之意,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因为父子之间伦常亲情的崩溃,人间这一最基本的温暖就会消失,这种情形的危害性远大于偷羊案件未予破获。我们可以做两个设想:其一,如果其子指证,父亲就可能被处罚,或被判刑,至少无颜去见家乡父老,其直接后果可能是父子反目、家庭解析,虽然“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但这个家将不家。其二,如果子为父隐,父子亲情仍在,家庭关系和睦,并不影响官府采取其他手段侦破此案,“社会正义”仍有可能得以伸张。所以“亲亲相隐”较之“大义灭亲”更顺应人的正当情感。
  对于“瞽瞍杀人”这件事,孟子的回答则十分巧妙,他首先承认让皋陶执法的正当性,因为舜作为天子,如果在理念上不支持皋陶严格执法,社会就会出现混乱;但从伦理角度讲,舜如果在行动上让皋陶逮捕并处罚其父,就可能引导亲亲之间的相告相残情形,这种亲情伦理被破坏的后果,可能会使家庭、社会更加难以治理。所以,孟子为舜设计了逃避这一上策,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滨隐居起来。对父母的亲情,是人之为人最为原始的一种感情。孟子替舜设计宁可舍弃天子之位,也要父子亲情,此即所谓的“舍仁以取孝”,核心在于维护人性之本。而这种价值取向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石�F的大义灭亲,孔子称赞说:“石�F,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⑧类似石�F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不少所谓的乱臣逆子是死于执掌权力的亲人手下,而且这些大义灭亲者被作为楷模典范大书特书。有意思的是,孔子既主张“亲亲相隐”,又肯定“大义灭亲”,这种表象上的矛盾被内在的“君君臣臣”统一起来:君臣之义重于父子之情,邦国利益大于家庭幸福。当着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割舍父子之情而尽君臣之义,牺牲家庭幸福而保邦国利益。这就是“大义”,这就叫“忍所私以行大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一直在向人们灌输这种理念的缘由。细细想来,这种理念貌似堂皇实则带有愚民的味儿。
  “大义灭亲”的行为如果得到大肆鼓励与表彰,极有可能会向邪恶的方向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种“史无前例”:亲不亲,阶级分,人格扭曲,社会扭曲,亲情裂解,导致父子相批、夫妇相残、兄弟反目,人人自危,亲情伦理大破坏,家庭关系大危机,社会秩序大动乱。这种反人性的行为方式,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呢?往往会“培植起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个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⑨。
  时至今日,“大义灭亲”仍然受到追捧,而“亲亲相隐”却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一旦违反人性的理念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数不少的人就会因为难以抗衡公共权力的重压和国家机器威力,被迫做出违背人性行为。2006年8月19日晚,陕西汉阴特大凶杀案嫌犯邱兴华,在回家时被蹲伏的公安干警当场抓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从躲进大山一月却最终在家中就擒,邱兴华就是因为亲情落网,而警方善用亲情攻势,也正是抓捕成功的关键。不过,邱兴华的亲人又做何感想呢?从报道中不难看出他们撕裂亲情时的内心挣扎。就在邱兴华于家中被警察扑倒的那一刻,发生了令警察们意想不到的一幕――“看到公安人员奋力抓捕自己的丈夫、父亲,邱兴华的家属受亲情影响情绪顿时激动起来,他们一拥而上,一边哭叫一边撕扯干警,试图阻止对邱兴华的抓捕……”而大女儿则告诉记者,父亲留给她印象最深的事,就是警察叔叔带他们上山,嗓音颤抖着,一道山梁一道山梁地呼喊:“爸爸,我和妈妈还有弟弟来找你了,你已经被包围了,你快出来吧……”女儿“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⑩。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虽然官方可能会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予以褒奖嘉勉,然而,在鲜花和掌声之下,掩盖的却是一颗隐痛的心,结果是人性的变态和道德的扭曲。成都有名冯姓男士,举报弟弟杀人,后来难以承受情与法的双重压力,在分别给父母、子女、亲朋和警方留下四封遗书后上吊自杀。可以想象:一方面,“大义灭亲”者会在内心煎熬,会在阳光下心悸,会在静夜里长叹;另一方面,被亲人灭了亲情的人,将会对人间的一切真情嗤之以鼻,并发出冷漠的嘲笑。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连自己的父母、子女、至交都不敢或不能相信,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又有多少人愿意在这样的社会生存或生活?
  
  四、关于亲情伦理与法律
  
  当今社会中,有些事情合情合理合法,有些事情合情合理不合法,有些事情不合理但合情合法,有些事情虽不合情但合理合法,有些事情合情但不合理也不合法,有些事情不合情理却合法,有些事情合理却不合情与法,有些事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不合法。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困扰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些现象?如何理顺亲情伦理与法律的关系呢?
  亲情,属于人情的一个部分{11},人情又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亲亲相隐,出于天然本性,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天理。维系亲情,保护公民的人权、亲情权,实际上是在维系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法律应当顺应、保护人的正当情感,矫正和惩治因“无情”和“滥情”产生的过当行为。郭齐勇先生说:“亲亲、容隐,正是个人权利得到部分或者不同程度之保障的证明,它抵御着拷问、告奸、株连等残酷的专制制度,维护着亲情的本原,减缓着非人性的暴行。由亲亲观念开展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实践,保障了人的某种权利,维护着社会道德的昌明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如果我们超越法律的层面而从社会与个体道德、公德与私德,乃至宗教信仰、终极关怀的层面考虑问题,我们就会宽容理解父子互隐的命题。这种互隐的底层,是伦理的常态,而一旦父子、夫妇的相互告发、相互批判等等伦理关系的非常态成为常态、普遍化,甚至公开倡扬,那人们无异于处在人相食的场景中。”{12}我赞同郭齐勇先生的观点。
  在佘祥林杀妻一案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冤案本身,其实,佘祥林母亲的死,同样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这位母亲为保护并未犯罪的儿子而忍辱负重,却因“包庇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被抓,关押长达九个月,出来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而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佘祥林并没有杀人。还有一位母亲,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当记者在狱中采访她时,她这样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2008年1月8日,台州市中级法院判处了一起杀人案,临海市一家色情洗头房洗头妹俞燕静与老板李金知同居后饱受摧残,为摆脱老板的控制和打骂,俞燕静伙同未婚夫张建飞于2007年7月22日夜,将李金知骗到仙居城郊的福应山割喉杀害,而后俞给家中打电话,哥哥俞文成和养父俞金星闻讯开车赶到山下,协助俞燕静和张建飞连夜逃往山东蓬莱。2008年1月8日,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俞燕静和张建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窝藏罪判处俞文成有期徒刑三年,俞金星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电视台记者在采访协助杀人嫌疑犯俞燕静逃跑的养父俞金星时问:“当时你既然感觉有点不妙了,为什么不报案呢?”俞金星坦然回答:“凭良心来说,就是到今天为止,叫我去把女儿带过去报案,投案自首的话,那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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