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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官僚制度_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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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卜宪群|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以下简称“卜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的一种,书前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荣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家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辛德勇研究员的鉴定意见。岳庆平称:本书“对推动秦汉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张荣芳说:“本稿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研究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孙家洲则认为,本书对三公九卿制的产生、文吏与儒生的融合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创新”。辛德勇也认定本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与诸位教授所说的相反,本书不仅贡献不多,而且存在十分明显而严重的抄袭问题。有些部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直接抄袭,更多的是袭取他人的观点而对原作者只字不提,从而将他人的研究成果窃为己有。以下将笔者在第四章、第六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三节中发现的抄袭问题依次胪列,公诸世人。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4/view-11570848.htm  
  一
  
  卜书第四章“秦汉三公九卿制度探微”的许多观点实际上是抄袭香港学者徐复观的研究成果。关于三公九卿的来源与变化,徐复观在几十年前就有充分的研究,《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中专设有“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一节(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此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徐著A”),另外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此据《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徐著B”)“二、以官制表达政治理想的思想线索”中也有讨论。此外,卜书还抄袭了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以下简称“彭著”)。
  关于《周礼》三公的考证,彭著第198页第2行:
  “《周礼》中自有司徒、司马、司空,则三公绝非‘三司’。”第197页第1~2行:“如按今文说,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则六卿中地位最尊的冢宰反不为公,这是悖于情理的。”
  卜书第107页第5~7行亦“解释《周礼》中的三公问题”称:
  “《周礼》中有司徒、司马、司空(冬官),可见《周礼》中所云三公非指这三职,即使指这三者,那么六卿中最尊的冢宰何以不为三公?于情理不通。”
  关于《周礼》中三公的地位,彭著第195页第2~4行:
  “在《周礼》的政权构架中,爵秩最高的是三公以及六卿,《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可见,他们的地位尊于百官。”
  卜书第107页第14~15行:
  “但是由于西周无三公制,故作者只能按当时的通行说法,给予三公很高的地位,如《周礼・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可见地位尊于百官。”
  按:上引卜书与周著不仅观点相同,甚至有些措词也一仍其旧,如“悖于情理”做“于情理不通”,而“地位尊于百官”竟然完全一致。尤为拙劣的是,卜书抄袭彭著观点时,对彭著只字不提,但在下文中(第107页第24~25行)说到三公与三老关系时,却又称“有些学者将三公视为以秦汉三老为模式而设计的制度,恐与史实不符”,并以彭著入注。手法拙劣,迹近下流。
  卜书本章中抄袭最多的是徐著。关于“三公”一说出现的时间,徐著B第215页第8行:“三公一辞的出现,不能早于战国中期。”徐著A第123页第11~25行:“三公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春秋之末……这可证明此一观念(指三公――引者)在战国中期已经传播开了。”
  卜书第108页第17行则在“三公学说的产生及其发展”目下开头就理直气壮地称“关于三公的学说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全然当作自己的发现。
  关于“公”的含义,徐著A第122页第10~20行:
  “卜辞中有‘三公’一辞,指的是先王先公而非爵位名称……周初有公爵,但并无以三为限定而称为‘三公’的官制。”
  卜书第105页第11行:
  “甲骨文中已出现‘公’字,但系亲属称谓,与官制无涉。”
  关于“三”的意义,徐著B第214页第24行~215页第2行:
  “到了《易・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三才)之道也’,《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及《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则三字很明显的概括有天道、地道、人道的三才的特殊意义。”
  卜书第109页第22行~110页第1行:
  “因此‘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虚数,也有其特定的概念。如古老的《易经》中即包含着天、地、人三才的概念,《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云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按:《周易》原文做“三材”,徐著认为“材”通“才”,所以在引文中将“才”置于括号内,卜书径抄作“兼三才而两之”,非是。又,“故六云六者非他也”词,卜书前“六”下漏句号,衍“云”字。
  关于“九卿”,徐著A第124页第18~31行:
  “至于‘九卿’,则自周初以迄战国,未曾发现此一官制的痕迹。独《国语・鲁语》下记公父文伯之母有‘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的话,果尔,则在春秋定、哀之际,已有九卿一词,且与‘三公’连在一起。但不特自春秋之末以迄战国,除下述《吕氏春秋》外,其他可信赖的文献,并未见到九卿一词……我以为‘九卿’一词,恐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最早而可信……《孟春纪》:‘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以后各纪中,大都有三公九卿的出现。”
  卜书第120页第13行-23行:“《左传》中无‘九卿’一词。九卿较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国语》,《国语・鲁语下》云:‘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孟春纪》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另外《十二纪》中也有类似的制度描述,可以视为‘九卿’一词可信的最早出处。”
  关于汉代“九卿”的变化,徐著A第127页第22行-26行:
  “九卿开始时乃一观念上之官制;西京对于本不止于九卿而称九卿,与本不足为三公而称三公一样,乃象征性之使用,并未尝为‘九’之数字所拘。成、哀而后,直至东汉,始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为事实上之九卿。此与三公的情形相同,乃官制上由观念之九卿演向事实的显著一例。”
  卜书第126页第1行:“这说明九卿的理论与实际官制相联系时,并没有限定仅指九个卿,而是一种泛称,对于泛称,我们就不必拘泥人数的问题了。”
  第126页第18~19行:“只不过九卿在西汉后期的确已由一种泛称向实际九个卿的方向转化。”
  第127页第5~6行:“作为泛称的九卿在西汉后期也有向实际政制转化之趋势,当然其时间要晚于三公制,大体是在王莽时建立的。”
  卜书也提到过徐著。如第109页注释中写到“参见汪中:《释三九》,转引自徐复观《周官成立至年代及其思想性格》,台湾学生书局,1974”。在第119页注释②中在列举“关于九卿研究较深入的有”也提到了徐著B(台湾学生书局1974版)。与上文在列举反面观点时引彭著一样,卜书两处提到徐著,都是在无关紧要处,而在大量抄袭时则保持沉默,可谓用尽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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