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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历史的绝响|历史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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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天空]历史的绝响

[摘要]用录音机录音是现代口述史的技术手段之一。叶永烈先生在多年的采访过程中,积累了上千盘录音磁带。许多他曾经采访过的人如今已过世,留在磁带中的声音成为“历史的绝响”。近期他把这些磁带进行了大盘点,编制了一份完整的目录。本文是根据这份目录,对他几十年的采访所作的重点回顾。叶先生还打算根据这些录音,写作一套丛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绝响》。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4/view-13384049.htm  [关键词]采访;录音;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1-0046-12
  
  一、盘点我的录音带仓库
  
  在阅读关于唐德刚的报道《唐德刚逝世:“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时,我注意到这样一句话: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这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就录音技术而言,1877年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机械式录音机。1935年美国马文・卡姆拉斯和德国弗里奥默发明了磁带录音机,是录音技术的一场革命。1964年菲利浦公司试制成功“携带式磁带录音机”,这才使录音机可以用于采访。
  但是唐德刚居然在1957年就开始使用当时还是非常罕见的录音机。当时的录音机使用的是像电影胶片那样宽的大盘的录音磁带,所以唐德刚所用的录音机相当笨重的。但是唐德刚有着很强的“录音意识”,即便当时的录音机那样笨重,他在第一次采访胡适的时候,就开始用录音机现场录音。此后他在口述历史的采访中,都使用录音机录音。
  在口述历史的采访中使用录音机录音,有两大优点:
  一是笔记的速度往往很难跟上口述的速度,所以在现场所做的采访笔记只能记其大概或者记其要点。只有录音才是最完整、最真实的口述历史记录。
  二是录音能够表达口述者的口音、声调以及叙述时的情绪,是最原汁原味的记录,这是采访笔记无法表达的。正因为这样,录音是口述历史采访中必不可缺的手段。
  顺便提一句,1950年9月,如果音乐家杨荫浏、曹安在无锡不是用钢丝录音机录下瞎子阿炳的二胡演奏,也就不会有如今成为民乐经典的《二泉映月》。在录音之后没有多久,瞎子阿炳就与世长辞。凝固在钢丝上的琴声,成为阿炳的绝唱。
  很遗憾,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在1983年才买到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盒式录音机。从那时候起。我在采访时一直坚持用录音机录音。当时的盒式磁带相当贵,很多记者虽然也在采访时使用录音机,但是写出文章之后就把磁带消磁,以求反复使用,节约磁带。在我看来,录有被采访者声音的磁带,比空白磁带更加可贵,尤其我采访的大都是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名人,所以我的录音磁带只用一次,录音之后永久保存。当时我从上海磁带厂整箱整箱购买磁带,由于购买的数量多,还要上海作家协会开证明才能买到,然后把整箱的磁带捆在自行车的后座运回家。就这样,日积月累,我竟然积累了一千多盘采访磁带。直到前几年改用数码录音机,我这才不再使用录音磁带。
  我录音从来是当着被采访者的面录制的,绝不“偷录”。即便是陈伯达、关锋那样不同意录音的人,我也没有“偷录”,而是反复说服,直至他们同意我录音。由于戚本禹、毛远新坚决拒绝录音,我只得遵命,所以没有留下采访录音,只有采访笔记。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还没有录音机时的一些采访,诸如采访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苏步青、谈家桢等以及1980年专程从上海飞往新疆罗布泊追寻在那里失踪的彭加木,都只有采访笔记,没有留下录音。
  另外,由于当时使用的录音机质量并不太好,有的采访的录音磁带并不清晰,还有的保存并不完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其中包括对陈伯达的一批采访磁带。
  据说,录音磁带的保存寿命只有10年。我在保存录音磁带时,放了干燥剂,并且放在铁的文件柜里,以尽量减少外界的磁干扰。为了长期保存这批珍贵的采访磁带,最近我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录音磁带用电脑转化为数码,然后刻在DVD光盘上。在做这―工作时,我全面检查了我的录音磁带。我发现,即便是1983年录制的磁带,距今已经有27年的时间,声音仍相当清晰。这次转换,如同把上千盘磁带进行了大盘点,编成了一份完整的目录,写明采访年、月、日,地点,被采访者姓名。这样,我在电脑中编列了一份录音磁带目录。
  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最近几年我采用数码录音机采访,省去了把录音磁带转化为数码的这一繁琐的手续,但是数码录音机的稳定性不高。2007年我在台湾的采访,由于数码录音机的故障,以致对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博士、马英九办公室主任等诸多采访未能录音,只是幸运地录下红衫军领袖施明德、民进党中央秘书长李应元等的采访。这样,后来我在采访时常常同时打开两台数码录音机,以确保录音不出差错。
  我走的是“名人路线”。我的采访对象,很多是名人。我发现,内中不少被采访者已经故世,有的健在者也垂垂老矣。这些磁带上的声音,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响”。于是,我打算根据这些录音带,写作一套丛书,书名就叫《历史的绝响》。
  我的录音带“仓库”,成了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宝库。
  
  二、多角度研究毛泽东
  
  我采访的对象之中,大都是政治名人。其中有许多采访对象,谈的是毛泽东,使我能够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毛泽东:
  我采访毛泽东儿媳刘松林,从1986年11月25日来到她北京家中,直至2008年12月19日陪同她在上海出席上海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仪式,有过多次交谈。内中包括1986年12月17日她来上海我家,1986年12月20日陪同她访问“文革”中关押她的上海监狱,1990年7月l5日、1996年5月24日在北京她家的采访,都有录音带。
  我在1997年8月4日采访毛泽东的侄子贺麓成――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子,他口述自己的身世,我录制了多盘磁带。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另一位侄子――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子。1991年7月我趁他从江西回到上海,前去采访。虽然他跟我谈起了一些事,但是很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录音,也不能拍照。
  我对毛泽东的秘书群展开采访。除了对毛泽东政治秘书陈伯达的采访将在“文革”人物中述及之外,我采访了与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相关的人物:1992年11月25日至1993年4月1日,在北京多次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长子胡石英、女儿胡木英、胡乔木胞妹方铭、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胡乔木秘书商恺、警卫高仁山等,
  我在1989年9月16日及17日在北京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夫人董边进行连续采访,她详细讲述田家英的身世、与毛泽东的交往,其中特别是关于田家英之死,澄清了田家英在中南海遭到枪杀的讹传,确认田家英是自杀于毛泽东书房。她的凝固在我的采访磁带上的声音,确实成了“历史的绝响”。   1991年7月10日,我在北京几经曲折,找到了毛泽东秘书古柏的夫人曾碧漪。她本人在井冈山时期,也是毛泽东秘书。年事已高的她,很少接受采访。她讲述了她以及古柏与毛泽东的交往,还讲述了与贺子珍的交往。
  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两度采访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他讲述了自己成为毛泽东通讯秘书的经过,从人生的顶峰到谷底的历程以及对于毛泽东的反思、庐山会议的教训。
  1992年4月2日至3日,我在西安采访了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他很热情,也很擅长讲述,他对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种种细节的回忆,弥足珍贵。
  1992年11月24日,我在北京寻访毛泽东机要秘书罗光禄。相对高智而言,他显得拘谨。但是经过我不断提问,他还是讲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还拿出毛泽东写给他的书信让我复印。他所讲述的震动中共高层的“录音机事件”,非常详尽,极富史料价值。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1991年5月19日我在成都采访了他,他详细回忆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往事。
  在毛泽东晚年,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她几乎拒绝一切采访。经我再三努力,她终于答应采访,我成为芦荻少有的采访者之一。1990年6月22日、1990年10月24日,我在北京两度采访了芦荻。由于她有着长期的教学经历,所以叙述往事有条有理。她的讲述,至为珍贵。尤其是关于“评《水浒》”运动的前前后后,她是第一重要的当事人,所以她的回忆是研究毛泽东、研究“文革”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从2003年10月31日起,我应国务委员、原公安部部长、前中共浙江省第一书记王芳之邀,为他整理回忆录,多次前往杭州对他和夫人刘馨以及秘书夏仲烈、张德中、黄荣波进行录音采访。王芳的自述,除了谈及他自己的革命经历之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很喜欢杭州,曾经先后36次前往杭州,而当时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与毛泽东有诸多交往,王芳夫人刘馨则与江青有很多接触。正因为这样,王芳和刘馨的回忆也是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重要历史见证。王芳还是审判张春桥的组长。王芳和夫人刘馨都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留在我的录音带上的声音依然清晰。45万字的《王芳回忆录》已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为了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瑞金、延安的情况,1991年8月1日我在井冈山采访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馆长朱本良,1991年8月4日在瑞金采访瑞金革命纪念馆馆长钟书棋。
  1992年4月5日在延安采访党史专家米世同。1992年4月5日还在延安采访毛泽东的邻居李玲,1992年4月6日在延安枣园采访毛泽东邻居陈有马,他们所谈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非常生动。
  
  三、采访中共高层人士
  
  除了对毛泽东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之外,我还对诸多中共高层人士进行访问。
  我的这些采访包括:
  1992年10月l4日在重庆采访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机要秘书童小鹏;1993年11月23日在上海采访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及儿子任远远;1991年7月7日在北京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在北京两度采访中央早期领导人罗章龙,2000年3月、2007年8月4日两度采访在武汉的罗章龙孙女罗星元;1989年9月15日在北京采访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1990年6月21日在北京采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
  1991年7月12日在北京采访罗亦农之子罗西北;1999年6月18日在北京采访方毅副总理夫人殷森;1999年6月21日在北京采访曾经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的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俞贵麟;2001年5月31日在北京采访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他不仅讲述了自己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经历,还特别详细回忆了胡耀邦,因为他跟胡耀邦共事多年,而且还是多年的邻居;2001年11月20日我在美国旧金山采访历史老人王福时先生,他是当年陪同斯诺进入延安的翻译,他回忆了斯诺、黄敬以及多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我曾经多次采访叶剑英之侄叶选基。2009年5月31日,叶选基详细回忆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在叶剑英元帅身边的见闻,并且回忆他如何在第一时间报告邓小平;2009年9月10日我在山西交城采访田瑞先生,详细采访华国锋当年在故乡山西交城的情况,以及华国锋去世之后安葬在山西交城的鲜为人知的情况。
  我在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采访了陈独秀机要秘书、托派领袖郑超麟之后,成了他的忘年交。他的阅历很丰富,记忆力非常好,而且能够讲述诸多历史细节。他早年留学法国,与邓小平同住一室。他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八七会议”的记录者,多年担任陈独秀机要秘书、陈独秀那个“中央”的宣传部长。我除了与他保持通信之外,还在1986年3月15、18日,1989年5月27日、1990年5月31日多次访问他,录制多盘磁带。在郑超麟先生的帮助下,我调查了1926年1月下旬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失踪事件”,1989年9月1日我在上海派出所等处采访了陈独秀“秘密夫人’施芝英生前情况,那些录音是关于这一事件的珍贵史料。
  我在上海还追踪采访了原1928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张纪恩老人。他同样是一位阅历非常丰富的人,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的“同案犯”,与邓小平也有诸多交往。我在1992年7月7日、1995年10月1日、1996年1月5日多次采访他,并进行录音。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后来成了汉奸,而他的儿子周幼海却成了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供职于上海国家安全局,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1991年7月3日我在北京国家安全部采访周幼海的老上级田云樵,1991年7月14日、7月16日、9月9日采访周幼海的前妻施丹萍,1991年7月16日采访周幼海挚友张朝杰,1991年7月17日采访周幼海战友张伟方,1991年9月26日采访周幼海中学同学姚祖彦,获得关于周佛海、周幼海的诸多第一手史料。
  作为上海作家,我理所当然关注在上海出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由于陈云生前非常低调,不允许出版关于他的传记,虽然我在他生前已经开始做相关的采访,但是关于他的传记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1991年7月9日我在北京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的朱佳木以及刘书楷,他们两位都先后担任陈云秘书,7月12日采访陈云秘书萧华光。1991年7月5日在北京采访了国家安全部的卓雄,当年陈云从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就是由他亲自护送的。1991年7月21日我在南昌采访“文革”中陈云下放江西的情况,找到当时负责接待陈云的当事人马骏,进行录音采访。此后1992年1月29日在上海采访中共党史专家陆米强谈陈云在上海,1992年2月13日赴上海青浦陈云故乡作采 访。在陈云去世之后,1995年6月27日我在北京中南海得以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我在1978年就已经访问过陈云夫人于若木,所以这一回受到她热情的接待。她讲述了她与陈云的结婚经过,讲述了陈云的曲折经历以及陈云晚年的种种故事。此后我多次与她通电话、通信,她还亲自修改了我关于她的访谈文章。1995年6月28日,我在北京采访陈云秘书周太和。2000年2月22日,我在北京采访于若木的妹妹陆琳。
  
  四、围绕中共党史上三次重要会议的采访
  
  我除了对重要的中共党史人物进行研究之外,还研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中着重围绕中共三次重要会议展开采访,即1921年的中共“一大”、1935年的遵义会议、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21年的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红色的起点。作为上海作家,采写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有着“天时地利”的条件。我在1989年9月4日采访中共“一大”纪念馆陈沛存之后,1989年9月4日采访当年亲自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沈之瑜(他是作家茹志鹃的胞兄)。陈望道先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产党宣言》的译者,1990年4月8日我采访了他的高足陈光磊,1990年11月8日采访了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我前往北京,1989年9月11日采访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及女儿,李书城是中共“一大”李公馆的主人。1989年9月14日采访中共“一大”专家李俊臣,1989年9月18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采访杨云若教授。1989年9月13日采访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之子刘威力,获得关于刘仁静身世的第一手口述资料。1990年6月21日采访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夫人谢缙云以及女儿。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6月18日采访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当时十三位中共“一大”代表都已经去世,她是当时惟一健在的中共“一大”的历史见证人。建议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的就是她。她详细向我讲述了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的种种细节,弥足珍贵。
  1935年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确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1935年至1942年张闻天是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点。1991年5月25日,我在遵义采访柏锦章,遵义会议会址柏公馆原本是他哥哥柏辉章家的私宅。接着,1991年5月25日采访了遵义纪念馆副馆长田兴泳,1991年5月26日采访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费侃如。在遵义纪念馆的帮助下,1991年5月26日我在遵义采访了1935年遵义“革命委员会”委员李小侠,陈云在化名“廉臣”的文章中曾经写及她。1991年明27日,我在贵阳采访万世炯,他回忆了当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使我对遵义会议召开时的贵州历史有了感性的了解。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是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人物。1991年7月1日我在北京采访博古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1991年7月5日采访博古女儿秦摩娅及女婿刘家农。1991年7月3日、7月11日,我两度访问了张闻天夫人刘英。她是长征亲历者,详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1991年7月8日我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反对毛泽东。伍修权是遵义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1991年7月4日我在北京采访伍修权女婿洪庐。李德的另一位翻译是王智涛,1991年7月6日我采访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智涛将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也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后来近乎销声匿迹。1991年7月29日我在南昌终于找到凯丰之女何明清,进行了录音采访,使我能够详尽了解这位处于“历史的角落”里的人物。
  我就遵义会议请教了北京的中共党史专家,其中包括:1991年7月7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金冲及教授;1991年7月2日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副局长胡丹;1991年7月2日采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1991年7月4日采访张闻天研究组叶心瑜、周文琪、刘经宇;1991年7月4日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张闻天研究组组长张培森;1991年7月4日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杨云若;1991年7月9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龚希光、李洪才、吴殿尧;1991年7月9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刘崇文;1991年7月10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周立平、汪作玲;1991年7月10日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黄允升、李捷。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会议作了理论准备。1996年5H26日我在北京采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责任编辑王强华,了解该文曲折的发表经过。1996年5月25日、1996年7月1日,我分别采访了该文的两位作者,他们讲述了这篇历史性文献的写作经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展开大讨论。我奔走于当年的这些报刊的“老总”和编辑们之间。1996年5月24日我请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谈真理标准大讨论;1996年5月25日采访《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1996年5月26日采访《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夫人秦宝卿;1996年5月27日采访《解放军报》社社长姚远方将军;1996年5月27日采访《解放军报》总编辑吴之非;1996年5月30日采访原《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1996年5月29日采访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大将”、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总编辑的邢贲思;1996年5月23日采访《人民日报》理论部马沛文、汪子嵩。
  为这篇文章,1996年5月6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1996年5月29日我在北京采访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1996年5月28日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秘书陈维仁,1996年5月24日采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之子宋宜昌,1996年5月25日采访方毅秘书郭日方,1996年5月28日采访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吴明瑜。
  
  五、直面“四人帮”
  
  我在深入研究1957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把采访的重点放在大灾大难的“文革”。
  在“文革”中掀风作浪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我研究的重点。
  在“四人帮”之中,列在首位的是江青。在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上海出席的证人有两位,即黄晨和秦桂贞。黄晨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夫人,在20世纪30年代与蓝苹(江青)过从甚密。 1986年6月16日我采访了黄晨。秦桂贞经常被误传为“江青的保姆”,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蓝苹雇不起保姆,秦桂贞是蓝苹二房东家的保姆。由于与蓝苹同龄,很谈得来,知道蓝苹很多事情,在“文革”中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我多次采访秦桂贞。
  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夏其言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蓝苹及唐纳熟悉,我在1986年7月8日采访了他。他还给了我1977年他在《解放日报》揭批江青会议上的发言录音磁带。1988年11月3日,我在北京寻访了俞启威胞妹俞瑾。俞启威即黄敬,江青的前夫、入党介绍人。俞瑾向我讲述了俞家的身世,这是难得的口述史料。王观澜夫人徐明清在20世纪30年代与江青有着密切交往,而且还是江青进入延安的介绍人。1989年9月12日、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我在北京多次采访徐明清。徐明清还给江青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孙达圣(宋介农)打了电话,我在1993年4月4日采访了孙达圣(宋介农)。1995年10月4日我采访了影人钱千里,他谈了20世纪30年代的蓝苹。1998年2月21日我在武汉采访唐纳前妻陈璐,她详细谈了唐纳的情况。
  1991年2月15日我在上海采访《文汇报》老编辑唐振常先生,他谈了江青授意《文汇报》发表批判“有鬼无害论”文章的详细经过。
  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的左膀右臂。20世纪30年代,张春桥初来上海的时候,曾经在老作家施蛰存手下“打工”,1988年9月8日下午我请老作家施蛰存谈张春桥。张春桥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姚文元则曾经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委,1986年7月8日我请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谈张春桥、姚文元。1986年10月12日,我请历史学家李俊民谈张春桥。
  我在着手进行姚文元的研究时,同时还探索他的父亲、诗人兼书商姚蓬子错综复杂的历史。1986年7月8日,我在上海师大请张根生、沈舟根,谈姚文元之父姚蓬子。1986年7月11日请老作家任钧教授谈姚蓬子。1986年7月14日请周士奎及里弄干部谈姚蓬子。1986年7月25日请老作家施蛰存谈姚蓬子。1987年10月13日,我请国民党中将汤静逸谈姚蓬子被捕、叛变后在南京的情况。1988年2月29日我在北京采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楼适夷先生,请他谈姚蓬子――他曾经与姚蓬子一起关押在南京监狱。经楼适夷介绍,1988年3月3日我在北京得以采访姚蓬子胞妹姚舞雁,她细谈姚家的历史,这一谈话非常珍贵,因为她由于身份敏感,此前从不接受采访。
  为了使我了解姚蓬子之子姚文元在上海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1986年9月7日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崔震及支部书记冒金龙、孙尚志等一起跟我谈姚文元。这一谈话的录音十分珍贵。姚文元曾经在上海作家协会与王若望共事。1986年8月30日,我请作家王若望谈姚文元。1986年9月6日我请75岁的罗竹风谈姚文元及“杂家事件”。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是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经手人,当时他与张春桥的接触也非常频繁,1986年9月5日我在陈虞荪家采访平日几乎不接受采访的他。他又推荐我采访原《文汇报》编委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全一毛也是重要当事人。1986年9月11日我请全一毛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经过。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张春桥为了“钓鱼”(引出社会名流批判姚文元文章然后“聚而歼之”),特地发表了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马捷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1989年10月16日我采访了这位“批姚先锋”马捷(即马以鑫)。
  王洪文作为上海工人的“造反司令”,资历比张春桥、姚文元浅得多。为了掌握王洪文这位上海国棉十七厂人事干部的情况,我深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1986年10月24日,我请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副主席马骥、邻居俞洪珍谈王洪文。1986年10月27日,我请上海国棉十七厂潘桂如、张仁广谈王洪文。1988年4月7、11日我采访了王洪文的居委会主任施惠珍。1986年10月27日,采访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陈玉芬。1986年10月29日请王洪文的邻居李素珍谈王洪文及陈阿大。1986年10月27日请王洪文邻居朱文英王有富谈王洪文。1986年10月30日,我请王洪文当年的“死对头”、上海“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谈王洪文,内容相当精彩,是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重要史料。周宝林在“文革”中与王洪文一起“造反”,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创始人之一。几经寻找,1988年4月14日我终于得以采访周宝林,谈王洪文及“工总司”、安亭事件。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是安亭事件重要当事人。1988年8月22日采访了韩哲一,他谈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和王洪文。廖祖康是王洪文贴身秘书,从上海国棉十七厂一直“跟随”王洪文进入中南海直至王洪文被捕。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的劳改工厂与廖祖康进行了长谈。1990年7月15日我在北京采访了王洪文身边工作人员米士奇,他回忆了从毛泽东去世到王洪文被捕这一时期他所了解的王洪文。另外,我还关注作为王洪文在上海的“对头”的“文革”风云人物“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请孙详海谈“全向东”,1990年9月14日请邵世民、顾其昌谈“全向东”。
  1976年10月6日晚上如何拘捕“四人帮”,是一个敏感而又鲜为人知的话题。张耀祠将军是拘捕“四人帮”的执行者。1991年5月19日、1992年10月9日、1994年5月20日,我三度前往成都采访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主要是跟我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见闻。我曾问他如何抓捕江青,他没有回应。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由于他对我已经熟悉,首次对外公开谈及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中南海先是抓毛远新,接着拘捕江青。第三次采访他时,又补充了许多细节。张耀祠将军的谈话,是关于拘捕“四人帮”的权威性回忆。
  另外,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与江青、张春桥关系密切。1994年10月14日我采访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秘书吴云溥。
  
  六、关注“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手握大权的“小组”,地位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我关注“中央文革小组”,除了研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还先后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虽然不是组员但也起了很大作用的林杰。
  陈伯达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文革”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 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在公安部帮助下,我得以采访陈伯达。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于是,我决定赴北京采访陈伯达。但是由于陈伯达本人最初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只得先打“外围战”:1988年11月3日,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88年11月4日采访陈伯达秘书王保春,1988年11月4日采访陈伯达公务员李景如以及陈伯达之子刘晓云(陈伯达夫人刘叔宴所生),1988年11月5日采访陈伯达秘书姚洛,1988年11月5日采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1988年11月5日、11月6日、7日连续三天采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陈伯达前妻诸有仁所生)。原计划前往石家庄采访陈伯达前妻诸有仁,由于陈晓农不同意,我尊重他的意见。
  在完成“外围战”之后,我回到上海,对陈伯达的资料进行梳理,并查阅了诸多陈伯达著作、文献。由于作了充分的准备,使陈伯达终于接受我的采访。1988年12月19日、20日,在北京对陈伯达本人进行长时间采访。此外,还再度采访陈伯达秘书王文耀。
  此后,多次通过陈晓农向陈伯达请教相关的问题。1989年9月13日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一周以后――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终年85岁。凝固在我1989年9月13日采访磁带上的陈伯达的声音,成为他一生留存于世的最后的声音。
  陈伯达去世之后,我仍与陈晓农保持诸多联系,多次访问他。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也像陈伯达那样,谢绝采访。我请我的朋友、《红旗》杂志编委李惠让帮忙。在李惠让的劝说下,关锋答应了。1988年3月3日,我在北京关锋家中采访他。起初关锋怎么也不同意录音,由于我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但是坚决不同意拍照,我只得尊重他的意愿。那天,关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与毛泽东的交往,“文革”中的往事,内容相当重要。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他再也不愿与人谈“文革”。毕竟已经熟悉,1988年10月31日,我再度来到关锋家中,那天他和夫人一起接受我的采访。特别令我难忘的是,他打电话给王力,促成了王力接受我的采访。2003年3月21日,我在沈阳采访了关锋之女。
  1988年11月3日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王力。王力正在病中。由于关锋事先打过电话,而且王力也知道我,王力破例接受我的采访。这是王力自从1967年被打倒之后第一次接受外界采访。我写了近万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此文经王力改定,在上海以及香港报刊上发表,引起广泛注意。
  1988年12月16-18日,连续三天,我在北京对王力进行了十几小时的长时间采访。王力给我他的诸多文字材料。1989年1月12日,王力给我寄来他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录音带。王力经常给我打电话,写信。1989年9月12日,因王力住院,王力夫人王平权接受我的采访。1990年6月19日、20日,我在北京第三次采访王力。此后,在1991年7月11日、1992年3月4日、1993年4月4日,我又采访王力。王力来上海,也接受我的采访。1996年4月1日及4月5日晚,王力在苏州给我打电话。1996年10月16日,王力从北京给我打电话,告知病重,要住院。1996年10月21日夜,王力去世。22日,王力之子王海军给我打来电话,告知王力去世详情,我当即给香港报刊发去电讯,报道王力病逝。之后,我去北京看望了王力夫人王平权,她谈了王力去世的经过以及后事。可以说,我对王力的采访,有始有终。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由于他不同意录音也不同意拍照,只能与他谈话。后来,我又一次访问他。
  1990年7月22日,我在北京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刘志坚将军讲述了他在“文革”中的浮沉,尤其是详细讲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前前后后。
  在“文革”中,在“王、关、戚”之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原《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导致王力、关锋下台的那篇《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就出自林杰之手。1988年12月20日我在北京林杰家中采访了林杰的夫人。当时林杰在石家庄,未能采访,但是与我有书信往返。2001年6月1日我在北京林杰新居里采访了他。由于林杰是我的温州同乡,所以他显得很亲切。
  此外,1988年11月2日我还在北京采访原《红旗》杂志编委郑公盾。
  
  七、关注重要“文革”人物及事件
  
  除了“四人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外,我追踪采访“文革”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文革”中被上海人称为“徐老三”――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委,处于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之下的,便是他。1984年11月9日,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了正关押在那里的徐景贤。后来他出狱之后见到我曾经说,“叶永烈你当时能够拿着一个闪着红灯的录音机,在上海市监狱里采访我,你的‘神通’真是广大。”在他出狱之后,与我有过多次见面,只是未能录音。
  于会泳在“文革”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讲师,在“文革”中跃为“江记”文化部部长。1986年4月4日我采访办公室主任常爱宗,1986年4月4日采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江明淳,请他们回忆于会泳。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文革”中遭到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严重迫害。1986年4月8日,我先是采访贺绿汀女儿贺元元。接着在1986年6月7日采访陈刚关于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情况。1986年7月9日采访贺绿汀夫人姜瑞芝。1986年7月14日、1987年5月27日、1995年10月 5日,我三度采访贺绿汀本人,作了长谈,他回忆了在“文革”中的种种苦难。
  在“文革”中,上海藏书楼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注的地方,原因是那里收藏的大量旧报刊,刊登了20世纪30年代蓝苹的种种艳闻,刊登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文章,刊登姚文元之父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为了“封口”,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对上海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进行迫害,即“上海藏书楼事件”。1986年4月11日,我采访了“上海藏书楼事件”深受迫害的费毓龙。紧接着,我把上海图书馆参考部主任葛正慧列为重点采访对象。他从旧书报中“考证”出化名“狄克”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的就是张春桥,成为上海“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性格有点孤僻的葛正慧,经过我再三说服,终于在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三度接受我的采访。
  在“文革”中,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常溪萍受张春桥、聂元梓等迫害致死,人称“常溪萍事件”。1986年4月12日我先是采访常溪萍司机庞学友,然后在1986年4月17日采访常溪萍夫人陈波浪。接着,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多方采访,并查阅 关于“常溪萍事件”的大量档案。
  上海音乐学院是上海“文革”的重灾区。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档案室里查阅了许多档案。我从档案中了解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在“文革”中悲惨自杀的情况之后,1986年5月9日采访了李翠贞教授的胞妹李孝贞。我从档案中得知音乐家杨嘉仁教授在“文革”中也是以自杀表示抗争,1986年5月19日采访了杨嘉仁教授之子杨大经;我从档案中得知音乐家陈又新教授的惨烈自杀,1986年5月19日采访了陈又新教授的夫人周琦。
  在“文革”中,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将军不明不白死于一口浇花的浅井,震惊上海。我多方调查这一事件:1987年7月9日,我在东海舰队司令部进行采访;1987年8月30日采访上海第一医学院杨俊华,谈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验尸经过;1987年9月21日采访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秘书沈旦华,1987年9月21日采访陶勇另一位秘书苏荣,1987年9月29日采访陶勇妻兄龚乐天……在采访中,我得知陶勇的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照当时规定不得保留骨灰,一位与陶勇将军素昧平生的火葬场炉前工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1987年9月23日我赶到上海龙华火葬场,访问了炉前工蔡其家,记述了他感人的事迹。
  在“文革”中,关于柯庆施之死以及张春桥妹妹之死,则与常溪萍、陶勇之死相反,被认为是有人“暗害”,矛头指向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我首先深入到上海“红房子医院”(上海妇产科医院)档案室,查阅张春桥妹妹之死的一大堆档案,查到方兆麟医生当时所写的交代,访问了与案件相关的医生、护士,然后在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两度与方兆麟医生长谈,终于查清柯庆施之死以及张春桥妹妹之死的真相。尤其是柯庆施之死,曾经是迷雾一团,红卫兵声称是“走资派”贺龙、李井泉谋害。经过参加抢救的方兆麟医生的详细回忆,对照他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查清了抢救经过,证明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与贺龙、李井泉无关。
  我还在北京进行关于“文革”的方方面面的采访。众所周知,“文革”的第一炮,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我毕业于北京大学,陆平校长是我所熟悉的长辈。他几乎谢绝一切采访,但是破例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我还采访了他的夫人石坚。我的报道文章经过陆平校长审阅之后发表,被陆平亲属认定是关于陆平在“文革”中的经历的真实写照。2007年7月1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陆平纪念文集》,收入了我的文章。
  我还在北京详尽采访了“文革”中著名的“严慰冰事件”。严慰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看不惯林彪和叶群的倒行逆施,在“文革”前给林彪和叶群写了几封匿名信,林彪和叶群暴跳如雷。后来被查出是严慰冰所写,她被关进秦城监狱多年。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有着多年友谊,1988年10月30日至10月31日在北京陆定一家中对严昭进行长时间采访,严昭还提供大量文献,终于使我获得关于“严慰冰事件”的最准确的史料。
  
  八、关注遭受“左”祸的知识精英
  
  我采访的“触角”还涉及形形色色的当代名人,其中不少是知识界精英,尤其是受“左”祸迫害的知识界精英。
  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傅雷一家。傅雷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傅雷蒙尘导致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出走英国;傅聪成了“叛国分子”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傅雷夫妇在“文革”中双双自尽。傅雷写给两个儿子的《傅雷家书》,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开始了对傅雷一家的深入探讨。
  1984年12月22日、1985年5月18日我在北京两度采访傅雷次子傅敏。1985年5月27日我采访从英国归来讲学的傅聪。傅聪给了我1982年5月25日他在台北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录音。1985年6月15日我在北京再度采访傅雷次子傅敏并应北京图书馆之邀作傅雷生平报告
  1985年1月1日我在北京采访老作家柯灵,请他回忆傅雷。1985年7月8日我采访傅聪舅舅朱人秀及舅妈谈傅雷。我着手调查傅雷夫妇之死的真相,1985年7月10日我采访上海长宁区公安局,请户籍警左安民谈傅雷之死,并从长宁区公安局查阅了傅雷夫妇死亡档案,终于查明傅雷夫妇系上吊自杀,并非此前传说的喝敌敌畏自杀。1985年7月18日我采访宋庆龄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回忆傅雷。1985年7月18日请翻译家严大椿回忆傅雷。1985年7月30日采访傅聪当年的家庭教师郁树敏,谈傅雷。1985年10月21日、1986年6月5日对傅雷保姆周菊娣作长时间采访。1988年5月16日再度采访傅聪。1989年2月3日下午再度采访柯灵先生。1991年7月3日在北京采访傅敏。1986年9月11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傅雷纪念会,对柯灵、于伶、王若望等的发言作录音。2003年4月20日我在上海图书馆主讲《解读傅雷家书》。
  我在关注傅雷一家的同时,关注“文革”重灾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马思聪被迫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到了美国,同样是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典型。1985年3月15日我在北京采访马思聪长女马碧雪。1985年3月15日在北京采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谈马思聪。1985年3月15日在北京采访章彦谈马思聪。1985年3月16日请中央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赵�t回忆老友马思聪。1985年3月16日采访苏夏,谈马思聪。1985年3月16日请林耀基谈恩师马思聪。1985年3月17日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谈老友马思聪。1985年3月18日请诗人金帆回忆马思聪。1985年3月20日请傅雷之子傅敏谈马思聪。1985年3月20日在北京请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谈马思聪。1985年9月15日,在上海采访马思聪长兄马思齐家及从北京来沪的胞妹马思琚。1986年6月9日在北京采访中央乐团林铭述,谈马思聪。1987年5月30日在广州采访马思聪内兄王恒。1987年6月2日在马思聪故乡海丰采访马思聪堂弟马思周以及马思恭、马思臧。1987年7月9日在上海采访程世萍,谈马思聪二哥马思武“文革”中遭迫害自杀。1987年7月14日在上海天平路采访马思聪二哥马思武的邻居。1988年2月29日在北京再度采访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凌,谈马思聪。
  1988年9月,马思聪次女马瑞雪首次从美国回来探亲。马瑞雪当年是马思聪偷渡香港的“策划者”。20日至25日,我多次采访马瑞雪,使我对马思聪的出走以及在美国的生活有了第一手的了解。1988年9月26日我陪马瑞雪访问老作家柯灵。同日我陪马瑞雪访问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同日我陪马瑞雪访问上海统战部部长毛经权。
  比起傅雷、马思聪,作家梁实秋在解放前就受到“左”的批判和排斥,所以在1949年选择了去台湾。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去世。
  1988年3月1日,我在北京采访梁实秋长女梁文茜,开始对梁实秋这一课题的研究。1989年12月8日,我在上海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之侄韩述祖。1990年1月2日,我在上海首次采访来沪探亲的梁实秋夫人韩菁清。1990年1月3日、1月11日、1月13日,对韩菁清作长时间的采访。从此韩菁清每一次来上海,都给我打电话,接受我的采访,其中有1990年3月19-23日、3月29日、4月3日。1990年4月7日我陪同韩菁清访问柯灵。
  1990年6月20日我在北京再度采访梁实秋长女梁文茜。1990年8月1日,采访梁实秋夫人韩菁清。1990年8月6日在上海采访韩菁清、韩述祖及梁文茜。1990年8月12日采访韩菁清。1990年10月4日我陪同韩菁清访问韩学章大律师。
  此后,不断采访韩菁清:1990年10月11日、1990年11月12日、1990年11月24日、1990年12月4日、1991年3月31日、1991年4月4日、1991年4月7日、1991年4月8日、1991年4月19日、1991年6月6日、1991年6月20日、1991年9月24日、1992年6月19日。在多次的采访中,都用录音机录音。
  1994年8月10日,韩菁清病逝于台北。
  1998年3月1日,我在北京采访梁实秋长女梁文茜。
  1986年6月6日我在北京采访了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作家路翎,记下他遭受的“左”的苦难。
  
  九、尾声
  
  在把大量的采访录音磁带转化为数码的过程中,使我“顺便”编制了我的采访录音目录,并有机会把采访录音进行了大盘点和总结,“顺手”写成这篇《历史的绝响》。
  这篇《历史的绝响》只写入我的部分采访录音的内容以及采访人物、地点、日期。还有一些暂时还不宜写入。另外,还有许多采访录音带损坏或者遗失。也有许多采访没有录音,只存采访笔记。不过,透过这篇《历史的绝响》,毕竟大致勾画出我的采访范围和内容,大致可以觑见正在整理之中的口述历史丛书《历史的绝响》的轮廓。
  (限于篇幅,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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