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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复会的研究:重评光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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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是谁建立的】重评光复会

光复会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今年是光复会成立100周年,这里就光复会的宗旨、与其他团体的关系、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其终结发表一点看法。    清朝入关取代朱明政权后,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在浙江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捕杀曾静等事件,企图以此压制汉族反抗。所以,许多人誓死要为浙江父老报仇雪耻。章太炎与他同属浙江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徐锡麟说:“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时主张救世之学,痛异族之专制誓志反清报仇。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5/view-1235773.htm   1904年秋,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为会长。宗旨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一宗旨与次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十分相近,说明两者在反满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光复、同盟,前后离合不一,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因而在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的部分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但同盟会的政纲中还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这是同盟会不同于旧式会党,成为具有近代政团性质的关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光复会不表赞同。光复会主张恢复汉室,建立汉人统治的政权。徐锡麟、陶成章乃至章太炎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帝王思想。陶成章就说过:“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在革命宗旨的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对立。此外,在革命运作的方式上,光复会主张“在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之力行及实施”,在“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施民主政治”;认为“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其领导居国外为多,宣传因之多于力行”,对此不表赞同。由于与同盟会宗旨异趣,“弥隙难缝”,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仍以光复会的名义独自进行活动。
   在种族革命的宗旨下,光复会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与秘密会党和新军的联络上。徐锡麟联络闽浙会党;陶成章则“与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诸头目相结纳”,“扬子江流域,无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秋瑾自日本回国后,在绍兴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以大通学堂为掩护,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衢、严、处、绍各府及嵊县会党骨干为学堂学生,朝夕训练,内分八军,“以光复汉室,大振国权字别之”,“并与赵声、陈其美、黄郛等人遥通消息”(《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选辑》)。在国外,尤其是在东南亚一带,陶成章在爪哇、新加坡等地立报馆,办杂志,广泛“联络同志”,发展会员,在一些城市和地区设立分会,开展活动,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甚至诋毁孙中山。光复会这些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于革命的发展。
   清末以暗杀满族权贵和地方大员来推动革命,曾风行一时。光复会的领导也将暗杀作为推动革命的手段。陶成章在1900年前曾效法唐代骆宾王讨伐武则天之例,北上京城,“以手刃那拉氏自誓,又亲赴奉天,并游历蒙古东西盟,察看地形,以为进行之计”。秋瑾以鉴湖女侠自比,也力主暗杀满族权贵。尹锐志、尹维俊姊妹亦曾于1909年携带炸弹,潜伏北京一年,企图炸死清廷要员,终因清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光复会的暗杀活动见诸施行是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剌杀恩铭。他与秋瑾的反清革命计划是:先夺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建府南京,而后再向四周各省发展。同年徐锡麟趁安徽抚、藩、臬等参加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际,剌死巡抚恩铭,发动起义。但徐氏本人在起义中被捕牺牲。安庆起义失败后,殃及绍兴大通学堂,结果秋瑾被捕遇害。
   安庆起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尤其是秋瑾的被杀对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杭州方面,人心很是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绍兴逸翁.《再续六六私乘》)。此后,“革命风潮日形高涨”,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徐锡麟、秋瑾等领导人的牺牲,也给光复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以暗杀为手段的侠义型的斗争方式使光复会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光复会的早期领导是蔡元培、章太炎,后期主要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章太炎嗜于国学研究,蔡元培长于教育,他们与会党新军没有直接联系。自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后,蔡元培与光复会的关系日渐疏远,并最终脱离了光复会,成为同盟会的要员。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光复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陶成章虽为领导,但一直在海外活动,直到1908年春他回到上海,光复会的斗争活动才重新恢复。光复会组织的软弱涣散严重地影响它了深入开展反清革命斗争。
   在现存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和研究中,人们较多地强调湖北日知会、共进社,科学补习所,以及中部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忽视光复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上述革命团体在推动武昌起义及各省区的独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光复会的底定东南也是“厥功甚伟”。武昌首义后,第一个响应起义的是上海。上海的光复又连带推动了江苏和浙江的独立,而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胜利则为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实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都南京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均与光复会分不开。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中村哲夫教授指出的:光复会在上海率先响应鄂省独立,连带推动江苏、浙江的独立,“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清朝日后的倾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武装起义始终放在两广和西南地区。1911年4月,“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己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吴云章.《辛亥革命》)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同盟会领导人认为“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主张长江革命最力”。广州起义失败后,发起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决定以长江中下游为突破口,争取革命的胜利。中部同盟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爆发,只有短短的半年,其间虽然也开展了争取新军、发动会党的不少工作,但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革命势力最大的还是光复会。由于光复会的不懈努力,这一带革命声势最为高涨,为江、浙、沪、皖日后光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秋瑾牺牲后,绍兴的机关被破坏。杭州的机关设在西湖边上的白云庵内。因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同盟会员,其部下多为光复会员,所以,杭州的光复会员与同盟会合作得较好。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锐俊学社是以光复会员尹锐志和尹维俊姊妹二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末起义失败后实际负责光复会对外通讯联络和侦查工作的总机关,
   1911年6月,陶成章去南洋募款,光复会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尹氏姊妹主持。10月武昌起义爆发,尹氏姊妹力谋响应,以陶成章名义运动沪上各界人士,联络沪军管带陈某、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参加光复会,共同策划革命。不久,李燮和从南洋回到上海,任光复军总司令。上海制造局的沪军反正后,同盟会员陈其美提出拥有制造局所存枪械的大部分、平分制造局存银、在制造局设立沪军都督府、由他任沪军都督、光复军总司令部移驻吴淞等要求,尹锐志都一一答应。(周亚卫.《辛亥革命亲历记》)
   上海、吴淞光复后,尹锐志等又派人前往苏州,游说江苏都督程德全,程权衡形势后表示同意,江苏遂宣告独立。上海、江苏独立后,浙江巡抚增韫仍负隅顽抗,尹锐志率部亲往杭州,会同朱瑞、吕公望等商谋浙省光复,发动起义。起义中年仅17岁的尹维俊手持炸弹、带领敢死队率先冲进巡抚衙门。至此,江、浙、沪连为一片,不仅巩固了上游湖北的独立,而且推动了长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区的独立,从而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
   南京是两江总督驻节之地。上海、江苏光复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命令提督张勋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抗革命。革命党人潜入南京,联络第九镇统制徐绍祯和巡防营、督署卫队起义失利。徐氏前往上海乞师求援。光复军派出黎天才所部,会同浙军、沪军、苏军,组成江浙联军,以徐绍祯为总司令,从东、南、北三面向南京清军守军发起进攻,于12月10日攻下南京。在攻夺南京的战斗中,光复军“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南京光复后,革命势力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其时,适逢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孤危;黄兴急至上海,要求江浙派兵增援武昌。经江、浙、沪三都督协商,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受命为援鄂军总司令,统兵四标,炮队二营,前往武昌,为保卫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南京光复后,南北议和在上海进行。因袁世凯坚持帝制,清帝迟迟不肯退位,革命党人决定挥师北伐,武力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1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李燮和为北伐军总司令。3月初,李燮和设兵站于青岛。正当光复军挥师北伐,这时传来南北和议告成的消息,北伐行动遂即中止。
   纵观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不难看出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底定东南、巩固武汉和推进北伐,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12年1月25日,陶成章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广慈医院被剌身亡。这是民国建立后发生的第一起谋杀事件。
   陶成章的被暗杀与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前,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尤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张。1908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华侨募集活动经费,行前请孙中山“作函介绍”,遭到孙中山拒绝。在爪哇,《中兴报》编辑陈威涛因平时对孙中山不满,遂从中挑拨,更增加了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恶感。其后他在英、荷各属宣传光复会主张。孙中山、胡汉民得知后,作函制止,陶成章不予理会。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李燮和对孙中山也多有不满,认为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于是联络在南洋各埠的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的华侨华人,“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并将孙中山“往来信札”一并交陶成章带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要求撤销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黄兴力持不可,并从革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形象,亲自复函李燮和等人,澄清有关事实真相,希望陶、李消除误会。就在此前后,陈威涛在爪哇,也将所谓孙中山的“罪状”印刷数百张,邮寄中外各报刊登。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对革命非常不利。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怒,他致函中外各机关报对陶成章、李燮和、陈威涛的分裂行为进行批驳。1909年陶成章等人反孙失败后,便另起炉灶,重组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益、魏兰为执行总部成员。此后全力经营南洋各埠,与同盟会抗衡,争抢地盘和华侨,对同盟会在南洋的革命活动造成了严重干扰,因而引起了同盟会对光复会,尤其是对陶成章的不满。
   陶成章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系也很紧张。陈其美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曾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无人办事,尹未中其计。1911年6月26日,陶成章与光复会员在上海嵩山路沈钧益家开会,陈其美闻讯,“欲击毙陶成章”。陶知不为陈氏所容,被迫离沪,再赴南洋活动。1911年9月,上海独立,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虽然光复会曾在起义过程中一度与陈其美合作,甚至支持过陈其美,但上海与吴淞近在咫尺,李燮和坐镇吴淞,任吴淞军政分府都督、光复军总司令,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是陈其美不愿看到的。不过李燮和是湖南人,在上海无根基,好对付,所以陈一直利用攻宁、援鄂、北伐等机会,想方设法将他挤走。但陶成章则不同,江、浙、沪地区光复会势力很大,他又是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浙江独立后又当上了浙江都督府参谋。江、浙、沪虽都建立了都督府,但三地的光复会员仍听命于他。尽管他曾致电部下,劝他们“日后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但他的部下并没有去做。上海的光复会总部实际上成为上海另一个权力机构。陶成章的实力地位和威望,对将江、浙、沪视为禁脔的陈其美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所以必欲置陶于死地而后快,乃因此时光复会系统军事力量过盛”。于是派人于1月25日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将他剌死。
   陶成章被剌身亡,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他当时也不为地方官绅所容。据尹锐志回忆:当年秋瑾遇害,绅士汤寿潜力赞之。秋瑾与陶成章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秋瑾被杀内幕了然于心。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出任交通总长,按例不得兼都督。光复会员力荐陶成章继任,汤氏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担心陶成章出任都督后秋后算帐,对他进行报复。幸好陶氏继任都督未成事实,尽管如此,但从感情上讲,汤氏等一批浙江绅士是不愿看到陶成章和他领导的光复会主宰浙江的。所以,陶的被剌虽与浙、沪士绅无直接关系,但他们不喜欢他的存在也是事实。此外,在浙江光复不久,一些对陶成章不满的人就散布陶的谣言,说他私吞了前浙江巡抚增韫存在杭州的银行存款。急得他不得不在《民立报》上辟谣。这些谣言虽不属实,但在当时对陶成章来说是很不利的。
   陶成章的死,标志着光复会革命斗争时代的终结。他死后,会员星散,活动停止。由于此后执政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昔日同盟会与光复会恩怨难消,光复会员倍受排斥挤压,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光复会连同它的革命斗争活动渐渐被淡化,乃至被湮没。
   光复会在清未存在了8年,从它8年的斗争历史来看,它无愧为清末著名的革命团体。其宗旨虽有缺陷,但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他们是爱国者。和所有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团体一样,光复会亦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为后人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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