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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西区忧如初见食品店:“铁西区”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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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铁西区邮编]“铁西区”的忧伤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他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题材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5/view-1217361.htm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琴虽锈了,记忆没锈”
  
  在拍摄工作完成2个多月后,电影中的那架“钢的琴”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导演张猛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志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区占了3家。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它们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2004年,这3座大烟囱被拆除。
  人们普遍将90年代初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2002年,铁西区已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区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仍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夫妻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随后,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被遗忘的阶级
  
  张猛明白,如今下岗工人“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想”的电影人认为:“我们需要把那个时代再次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或是继续失落下去。”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就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那年,曾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衰败。一位退休职工在给市领导的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再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有“保命钱”,却要兼顾下岗的儿女和上学的孙辈。甚至,“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座人们曾经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工厂,一名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2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总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甚至还不够让读小学的儿子参加补课班。
  曾经的职工将一张公告贴到厂里:过去,“无论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担心医疗费用问题”,可后来一切都变了,工厂三年五载也不能给报销一次,“小病买几片药,大病就得硬挺着,听天由命!”
  官方的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可吴晓波认为,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官方数据还显示,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一年,全省私营、个体参保人数仅为334万。
  吴晓波坦言,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就在去年,他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了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元划拨社保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吴晓波问他,已经过去了10年,“对当时的决定有什么反思吗?”智囊一边吃饭,一边淡淡地回答,“不是都过去了嘛。”
  “这一代人就这样被遗弃了。”说到这里,吴晓波的语气变重了,“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灭了一代40到60岁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等等我们的灵魂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不仅仅是广东,在很多地方,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都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陪谈”、烧锅炉、捡破烂、做小买卖……他们用各种方式维持着生活。
  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可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下岗工人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50年代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3名游客。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加盖了两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看见的。”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已被拆迁。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甚至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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