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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哀乐_词海钩沉(三十一)哀乐:公祭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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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海词典|词海钩沉(三十一)哀乐:公祭刘志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全国各地唱红歌势态已然成为空前。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里在唱,其中有一首似乎消逝在岁月烟尘中的红色歌曲都没有被排在大众演唱与传媒的节目单上。那就是《公祭刘志丹》这首歌。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5/view-1779275.htm  
  提起来《公祭刘志丹》这首歌,即使业内人士恐怕也会有点陌生,然而如果说起这首歌的旋律来,人们一点儿也不陌生,而且几乎到达尽人皆知的程度。但所谓《公祭刘志丹》这首歌曲,还是让人们有些不会想到,它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哀乐》的前身。
  
  一九七六年,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中的三位巨人周恩来、朱德与毛泽东相继去世,这首哀乐在中国大地上曾经三次回响,表达着中国人民当时独具感受的哀思。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与世长辞,这首哀乐又一次以国葬的规格在大地上回响,寄托着中国人民隆重的祭奠。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全国哀悼日哀乐的响起,又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震撼的力量。
  
  有人说,哀乐,总是与死亡结伴而来。当噩耗降临,表达哀思与祭奠,没有哪一种声音能像这样的音乐,将人们心中郁结的哀痛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中国哀乐作为一首具有特殊用途的礼仪曲目,曾经一度是中国政界的一首标准治丧的音乐,如今已经日益普及到平民百姓中间,也成为一般家庭可以使用的为不幸去世的亲属送别时的礼仪用曲。
  
  于是,这首“哀乐”最初源于何时何地,它的创作者又是谁呢?话题就要追溯到上个世纪战争年代的延安抗战时期了。
  
  一九三六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缔造者刘志丹,率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途中遭到阻击,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毛泽东主席在悲痛之中,交给延安鲁艺一个重要任务:迅速创作一首葬礼音乐,用于即将举行的刘志丹追悼会上。
  
  于是以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间音乐研究组迅速搜集素材,最后,结合两首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旋律稍作加工修改,将速度降致“极慢”编创成为一首管乐曲,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哀乐”曲。应该说哀乐最先追思的就是刘志丹。
  
  继续延伸的说法是,当年在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安波、马可、时乐�等同志深入民间采风,在安塞地区搜集到一首陕北民乐商调式音乐进行了编创。但有意思的信息提供是:不久在陕北人民公祭刘志丹大会上,首次演唱了由安波记谱和填词的歌。由于对这个信息非常感兴趣,于是写这篇文章时就设法寻找歌词。
  
  经过各种方式搜寻得知一个信息:二零零三年刘志丹百年诞辰纪念,西安音乐学院的陈代霖教授根据由安波填词的歌曲《公祭刘志丹》又编创了合唱《公祭刘志丹》并首演于西安音乐学院。但是得知陈教授本人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基本都在家中,无法找到联络方式,于是,便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发动网友帮助寻找其歌词或曲谱或提供陈代霖教授的联系方式。
  
  真是应了那句话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大海捞针,喜出望外。终于,一位我微博中的粉丝,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声乐专业教师,原武警文工团的民歌独唱演员贾堂霞,通过在图书馆找到,并且发帖为我提供了《公祭刘志丹》的合唱曲谱。于是,根据曲谱上面的歌词,我抄录如下:
  
  公祭刘志丹
  安波填词
  奏起哀乐来祭灵
  志丹同志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中)
  你流了血
  为党尽了忠
  你开了路
  我们来前行
  你创下的边区
  千万人民来建设
  你立下的事业
  我们来继承
  
  由此可见,这首作品在形成独立的乐曲之前,在那次延安的公祭刘志丹大会上最初的表现形式有可能还是演唱的。因为根据《天津日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这支乐曲采集回来之后,根据其风格以《追悼曲》命名。在军民公祭刘志丹时,编配民乐谱时填了歌词,定名为《公祭刘志丹》。
  
  除此之外,这首“哀乐”的由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按刘炽在《悲壮的旋律》一文中说:这首哀乐是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根据陕北唢呐吹奏的民间乐曲《凤凤铃》改编而成。
  
  刘炽回忆:他和张鲁、关鹤童在米脂县找到了当时负有盛名的艺名叫“常毛儿”的唢呐艺人。这位民间艺术家除了教给了他们《将军令》、《大摆队》、《柳生芽》和《万年欢》等民间音乐之外,当用唢呐吹奏《凤凤铃》乐曲时,他们都被这悲壮的乐曲吸引和震撼,刻在脑子里,再也忘不了。于是,三个人珍贵地把它带回了延安。
  
  不久迎送成吉思汗灵柩,边区政府交给鲁艺任务,组织一个专业乐队。当时延安还没有专业乐队。只好由音乐部的研究生们临时凑成个小乐队。可是涉及到演奏什么音乐?刘炽建议就用《凤凤铃》唢呐曲。因为这首乐曲的深情、悲壮作为迎送灵柩时的音乐再合适不过了。通过集体商量,从旋律结构、曲式组织方面对《凤凤铃》进行了加工、改造和丰富,这就形成了“哀乐”的雏形。
  
  紧接着,又接到迎送刘志丹灵柩的任务。一路在吹奏中不断进行加工。这支乐曲就更趋向较完整、较干净的乐曲形式了。在刘炽的意识里,这支西北高原的乐曲,比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第三章还要感人,还要深刻,还要悲壮。
  
  另外,关于“哀乐”的来源,还有着第三种说法,是总政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根据北方一首民间吹打乐曲改编而成。罗浪,原名罗南传,新中国军乐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历任中央军委军乐团团长,中央广播乐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校长。在开国大典上,任乐团及联合军乐团演奏总指挥。
  
  根据余戈撰文介绍:这首《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一支民间唢呐曲。罗浪与张非、徐曙三人于一九四五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当时三人皆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属抗敌剧社音乐队骨干成员,罗担任指挥兼作曲。这一时期,音乐队来了个艺名为“喇叭转”的民间唢呐艺人,保定人氏,能同时吹奏数把唢呐,玩出各种花样,演出颇受群众欢迎。
  
  在“喇叭转”的演奏曲目中,有一支婉转凄切的曲子。据“喇叭转”说是专用于红白喜事。快节拍吹奏用于婚事;慢节拍吹奏用于丧事。而且,用于丧事居多。罗浪等人颇感兴趣便记下乐谱。后来罗浪了解到,在华北一带流行的戏曲音乐中,均有此调,其中多出于名剧《黛玉葬花》。哀乐据此编创而成,解放战争时期,还曾传到晋察冀解放区作为挽歌形式使用过。
  
  据有关报道,罗浪编创的“哀乐”首次演奏是一九四五年在张家口悼念阵亡烈士的典礼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当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当毛泽东主席神情肃穆持锨为纪念碑基石铲下第一锨黄土时,由四十余人组成的军乐队吹奏出哀乐深沉凝重的第一个音符。正式作为国家葬礼乐曲,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讣告之前,首次完整地将“哀乐”播放全国。这是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波中播放。报道引述罗浪的话说:看到死难烈士的遗体还保持着搏斗的姿态,他觉得哀乐不仅仅是哀悼,还应该表达缅怀并牢记英雄丰功伟绩的情感,所以,创作时他在降E小调的基础上,于全曲最强音处采用临时转大调手法,使曲调在呜咽、悲哭之后又激昂而坚决。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第一任军乐团团长和指挥的罗浪,为了国家有庄严的哀乐之礼仪的需要,把这首乐曲配置了和声作为军乐队的礼仪曲使用,自此这支哀乐被沿用下来,一直至今。
  
  关于“哀乐”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来自于杨戈。杨戈,原名屈鄂生,河北赵县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八路军,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抗日决死队吕梁剧社社长,一九四零年赴延安鲁艺学习,毕业后任120师西北战斗剧社副社长、副政治指导员、作曲兼指挥。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西北局计划局局长、陕西省科委主任等职。一九二一年出生,一九八一年去世。
  
  据杨戈的侄子铁杨,即铁凝的父亲介绍,杨戈少年聪慧,先入保定育德中学,再入北京西山中学及中法大学。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担任领导职务。据说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曾担任过《黄河大合唱》男高音领唱,指挥就是作曲家冼星海本人。与“哀乐”作曲,均被写入《赵县志》中。
  
  为证实真实性,铁杨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证。首先通过曾在西北战斗剧社工作任职的著名话剧导演欧阳山尊,得以建议去找当时最了解情况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严寄洲。根据严寄洲导演回忆,当年是和杨戈同睡一个炕头的战友。严寄洲导演回忆说,那时杨戈是剧社领导,但也是作曲兼指挥。
  
  铁杨详细向严导演询问杨戈的音乐创作活动。严导演强调两点,一是杨戈对西北民歌的重视,在他创作的歌曲和几部小歌剧中,都采用了大量的西北民歌元素;二是杨戈脑子里常有旋律在运动,表现在他那习惯挥动着的手势上。严导演说晚上即使躺在炕上,杨戈构思中两手还在不住地比划。并列举了杨戈的《新旧光景》、《翻身的日子》和《方山战斗》等一些作品。
  
  据铁杨介绍,当直截了当问起严寄洲导演关于“哀乐”的作者,严导演不假思索地肯定说:杨戈写的,这还有错!据严寄洲导演说“哀乐”原来叫《葬礼进行曲》,是为一出小歌剧写的插曲,后来作为哀乐先在西北流传,继而延安、继而全国。至此,严导演还一往情深地说,每次听到《哀乐》响起,杨戈两手比划的样子就会出现在他眼前……
  
  以上这几种说法都有当事人或亲历者回忆文章确认,一时难以对“哀乐”的初源和作者下一个定论。作为刘炽是“哀乐”的作者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一九五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上甘岭》中,当影片结尾七连孟指导员牺牲时,作曲者刘炽在影片中的配乐就非常接近《哀乐》的曲调。
  
  根据刘炽本人回忆说:谱写《上甘岭》影片的音乐,当写到指导员牺牲的场面时,我激动地哼唱起《凤凤铃》写成了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雄浑、悲壮的追悼音乐。录音那天,大家看着画面,听着音乐,泪流不止。音乐录完很久,录音棚静得可怕。最后还是导演沙蒙打破沉默,紧握着我的手说:太好啦,我代表全摄制组的人感谢你。
  
  但无论是从罗浪说,还是杨戈说,我们还是找不到关于当时曾经根据乐曲旋律填词《公祭刘志丹》的影子。可是这首完全用“哀乐”填词的歌曲又确确实实地存在。同一首“哀乐”何以有不同的出处?对此,罗浪的分析颇具情理:说到底,这首曲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
  
  刘志丹牺牲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他的遗体在他的兄弟们护送下,抬到当时中央办事处所在地瓦窑堡,临时进行安葬。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追悼刘志丹将军大会,周恩来与众多高级将领亲扶灵柩,各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刘志丹将军送行。为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边区政府将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七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春志丹陵建成。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和陕甘边区近万人,在延安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为缅怀刘志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分别为刘志丹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根据刘志丹之子刘力贞回忆:当时正是满园梨花都开了,我看到那个梨花,就觉得好像是给父亲戴孝一样的……
  
  在公祭大会上,朱德代表中央和八路军致词,公祭时还有不少的百姓行跪拜大礼,这在中央武装斗争史上,特别是根据地建设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按照规模隆重的程度,这首由安波填词名为《公祭刘志丹》的哀乐歌曲,不应该是当时牺牲时瓦窑堡的临时安葬,而应该是这次由瓦窑堡移灵到志丹县的公祭大会上被首次奏响的。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乐队承担了奏乐任务,自此这首商调哀乐逐渐在晋察冀等解放区流传开来。
  
  今天在这首乐曲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为了适应移灵的气氛和缓慢前进的步伐,乐曲速度演奏要比原民歌放慢许多。据有关方面资料介绍:当时整个移灵过程,一路上用二胡、板胡、竹笛、唢呐、小提琴、中提琴、小号、圆号、长号等各种各样的中西乐器组成的混合乐队演奏了这支中国的第一首哀乐作品。人们听后,哀思如潮,十分悲恸。
  
  文章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半个月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当时我也身在其中。每一个参加大会的人无不被那冲击人的灵魂的哀乐声所震撼。于是,又想到当时我所在工作单位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哀乐广播出错的一段往事。
  
  毛泽东主席逝世,有关治丧活动宣传报道,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哀乐用多长时间,是按照治丧规格定的。治丧规格不同,用哀乐的长短亦有区别,有的三十多秒,有的一分多钟,毛主席去世用最长的哀乐,初定长度为六分钟。
  
  根据以往治丧活动的宣传安排,播出讣告之后是哀乐,然后就是治丧委员会名单以及《告各族人民书》和《国际歌》。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时间由下午六点提前到下午四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两小时。打乱原来部署,重新做出安排,首次播出内容是:《告各族人民书》二十三分钟,哀乐六分钟,《国际歌》五分五十二秒,加上报时、台号,合成后共三十六分钟。
  
  正当《告各族人民书》等首播之后,接着又播出了第二遍,一切都按照预先安排有秩序进行。可万没料到,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竟然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字句。全国各地听众打来电话质问、抗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责任者,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九九”事故。
  
  其实,事故发生的原因很简单。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当时主管宣传的姚文元作出“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的指示,马上要把六分钟哀乐改为三分多钟。命令如山,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一位部主任主动派人去取哀乐。情急中阴错阳差,从过去的哀乐胶带中拿了一盘,正巧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哀乐。讣告之后三分三十五秒哀乐,再往后是治丧委员会名单。于是惊动世界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
  
  事过很多年之后,当年负责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这次宣传的领导,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读者从中了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用心在于: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很多的红色经典。就此写下这篇从《公祭刘志丹》到“哀乐”以及与之有关的这些钩沉文字。对于缅怀革命烈士和先驱伟人,笔者的用心同样在于: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2011-6-27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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