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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的徐笑月:三次身陷囹圄的刘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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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囹圄读音]三次身陷囹圄的刘澜涛

翻阅共和国的大事记,刘澜涛的名字经常是被排列其上的。然而,1966年,共和国在经受劫难的那段日子里,他的名字渐渐地从大事记中消失,戏剧性地上了街头巷尾张贴的大标语中,并且悄悄地进入了专政人员的名单,再后来在十年的时间里,他销声匿迹了,甚至他的爱人、孩子都得不到他的音讯。那以后,他为自己起了“皓翁”这个名字,于是,“皓翁”诗函集当然地成为这段时期的历史记录――用生命凝结成的诗句。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5/view-2168946.htm  
  “昔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千古公道在,丹心复何忧。”
  1970年11月7日,刘澜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寂寞的一天。这天清晨,他早早地醒了,眼望着空寂的天花板,一种发自心底的寂寞凶猛地向他袭来,天旋地转得几乎使他昏厥。“……60岁,今天生日?我这是在哪儿?”一阵强烈的耳鸣,把他带回到“昨天”:
  “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两只高音喇叭正对着刘澜涛的耳朵,超强度的音波在他的两耳间无遮无拦地穿行。“打倒叛徒刘澜涛!”“刘澜涛彻底交代罪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阵强似一阵。此刻,头上的青筋好像瞬间就要爆破开来。他挣扎着,企图抬起被狠狠按压住的头。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成功,面对着脚面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终于无力地合上了眼。这以后他竟什么也听不到了。
  上千次的大小批斗会之后,他被投入了经常令他悚然的寂静。的确,他的世界再也没有了声音,再也看不到成千上万颠狂的人群,更看不到亲人和朋友,除去哨兵警觉的眼睛之外,所有的一切对于他都是封闭的隔绝状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自己已丧失了听力。甚至丧失了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通过窗口扔进一叠标着“坦白叛变过程”字样的白纸,一只笔。如此这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每每看到“叛变”字样的时候,刘澜涛时常会热血沸腾,“政治陷害!”赤裸裸的政治陷害。他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历史的真实,然而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因“掩盖罪恶历史”被勒令重来。
  长夜难眠,在被污辱与被陷害的境地中,刘澜涛艰难地跋涉着。此刻,对于往事的回忆便成了刘澜涛最好的精神食粮……
  1930年夏,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绥德,并于8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会议决定,举行暴动,并将行动委员会迁到榆林,由担任特委秘书长的刘澜涛负责行动委员会的迁址筹备。会一结束,刘澜涛便与张德生一同前往榆林。
  这一天,正当他们行至渡口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几个正在盘查的国民党兵扣住了,无论他们如何解释,硬是要把刘、张二人交到绥德去面见上司不可。一见此状,刘澜涛急了,由于执行特殊任务,所以文件还藏在身上,怎么办?刘澜涛一边和敌人搭讪着,一边趁着渡河的时候,在背后把文件撕碎丢在了河里。望着随水而去的文件,刘澜涛此刻才稍稍地松了口气。然而,敌人最终还是把他俩关押了起来。就在刘澜涛迈进监狱的同时,他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死,也不能出卖组织。”
  得知刘澜涛被捕的消息后,组织上立刻想办法营救。无论敌人如何审问,他们都一口咬定是“过路的”。由于内外配合,1931年2月,刘澜涛二人被释放了。然而,行动却遭到了敌人的注意。于是,组织决定调刘澜涛到中共河北省委继续工作。
  1931年4月,当刘澜涛日夜兼程地赶往北平的时候,敌人的魔爪已伸向了中共河北省委。刘澜涛一进北平城便与省委秘书长郭亚仙取得了联系,然而也正是在这时,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省委13名主要领导被捕,省委书记徐兰芝当即叛变。得知了这一消息,刘澜涛立刻做出决断:“离开北平。”然而谈何容易,此刻的刘澜涛举目无亲且又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旋即逃出敌人的魔爪呢?“先到火车站,混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再说。”主意一定,刘澜涛便离开了他的住所。
  就在刘澜涛走到大栅栏街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与他接头的郭亚仙已叛变投敌,正带着一群国民党宪兵等候在了那里。一见刘澜涛,敌人便团团围住了他。不久,刘澜涛即被押送到了草岚子监狱(南京国民党政府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在今西安门草岚子胡同,亦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此为刘澜涛遭遇人生更大的劫难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刘澜涛第三次身陷囹圄的“原因”――“文革”中轰动国内外的“六十一人叛徒”案正源于此。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1936年,中共中央为保存有生力量,使党的忠诚干部免遭敌人杀害,经慎重考虑后,刘少奇赞同柯庆施的提议,上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研究,由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回电刘少奇和北方局,批准这一特别时期的特别建议――同意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在“反共启事”上签字离狱,参加抗日斗争。
  当时,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们在经受敌人严刑拷打的同时,正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他们建立了临时支部,薄一波任书记,刘澜涛为支部委员之一,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诡计。然而,当他们第三次接到了由秘密通道转来的代表“胡服”(刘少奇)意见的信后,经党支部再三研究,才开始履行签字手续。离狱后他们纷纷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组织上安排刘澜涛在绥远省兴和县做统战工作。1937年初奉调到天津任市委副书记,半年后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一九七五,五二八,今朝幸得幽禁罢。借问鳏公归何处?神州何处不为家?”
  1968年1月3日,一驾专机秘密地将刘澜涛押送到了北京,从此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狱整整囚禁了8年。
  1975年,一场重病之后,他终于按捺不住要来了纸笔,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由于身体虚弱,他一连写了好几天,满腹的话,只能对组织说了。信写好之后,被交了出去,然而心情依旧十分沉重。不禁提笔写下了一首诗:“页页肺腑言,问心终无愧。寒冬冒暑汗,独囚无人知。诸事皆有因,尊令岂犯罪。我无恕己意,历史定量非。”
  往事不堪回首……
  1937年,出狱后的刘澜涛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不久,组织上批准了他要求到延安上党校的请求。于是刘澜涛奔赴延安。途中,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因此,刚到达延安,他就被作为来自平津前线的代表,邀请到延安援助平津将士的市民大会上做报告
  7月18日这一天被深深地刻在了刘澜涛的心里,因为,这一天,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也到会听了他的报告,会后还亲切地和刘澜涛握了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不久,当时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找刘澜涛谈话并征求意见:“你是陕北工作的老领导了,希望你能回陕甘宁边区来工作。”刘澜涛听后当即表示:“我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刘澜涛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并主管一本刊物《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在此刊上发表的。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调刘澜涛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在彭真、聂荣臻的领导下,是一个抗日模范根据地。刘澜涛到此之后,一干就是11个春秋。毛泽东对晋察冀的工作十分关心,对于晋察冀参议会的工作、精兵简政工作都做过具体指示,就连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名单,也是他亲笔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对于毛泽东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刘澜涛很是敬佩。
  1944年秋,刘澜涛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住在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一次在食堂吃饭,刘澜涛看见了毛泽东,他高兴极了,端着碗跑了过去:“主席,我什么时候向您报告工作?”毛泽东笑了:“先住下,不要急。”
  几天后,刘澜涛接到通知到枣园窑洞毛泽东的住处报告工作。那一天,他们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晚饭之后,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并对刘澜涛说:“时间很充分,慢慢谈。”
  当刘澜涛谈到草岚子监狱的那段经历时,毛泽东不无幽默地笑道:“监狱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嘛!”
  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一切犹如昨天。
  不知是否与呈书中央有关,1975年5月28日,刘澜涛在北京的监禁生涯终于结束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流放。有通知规定,刘澜涛必须立刻离开北京,前往安徽省安庆市,不准和家属告别。于是,5月30日,刘澜涛便到达了安庆。在市委的一个招待所里,刘澜涛住下了。从此,在他的房门之外不再有哨兵,但却换成了许多充满奇异与审视的眼睛。
  由于常年的独处,此刻的刘澜涛已显得十分苍老,动作迟缓,目光也显得非常呆滞。对于重获自由的他来说,已经不能适应人多的环境了。到达安庆后除去每天服务员送饭给他吃外,一个人绝不敢出门半步。
  刘澜涛的大儿子刘冀阜在得知父亲解除监禁的消息后,高兴极了,对于他来说,眼下最好是尽快见到父亲。妻子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把平日积蓄下的钱一并包给了他,为此他感动之极,当天就挤上了南去的列车。
  由于刘澜涛的“问题”,刘家人全部受到了牵连。爱人刘素菲是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于1967年12月31日,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四个儿子也被拆散,转到不同的地方劳动改造。
  好不容易找到了刘澜涛的住址。刘冀阜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看准了门牌号码,便一头闯了进去。异地的突然相见,惊喜得刘澜涛一下子呆住了,爷俩悲喜交集,此刻竟然全没了声音。几秒钟之后,刘冀阜抱着发呆的父亲,孩童般地大哭了起来。八年了,太长的时间刘冀阜没有这么放声地哭过了。
  这次见父亲,刘冀阜明显地发现父亲的反应很迟顿,就连说话都要想一阵子,暗暗地,他开始有计划地帮助父亲恢复生活。他先带着父亲到小集市上转,没想到,父亲看到繁荣的集市后显出了兴头,而后就到江边散步。渐渐地,刘澜涛的语言开始恢复了。
  一天,刘冀阜正陪着父亲转街,看到电影院正在放电影,于是便把父亲拉进了电影院。铃声过后,灯光消失了,银幕上出现了三个大字――东方红。就在这瞬间,微光中,刘冀阜惊异地发现,父亲哭了,而且是泪流满面,身子也在微微地颤抖。见此,刘冀阜轻轻摇撼着父亲的臂膀,因为他担心老人过于激动,没想到父亲说话了:“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喽!”接着便是一声长叹。
  此后不久,刘澜涛却是真正大哭了一场,6月21日,中央专案组派人员到达了安庆,在刘澜涛的住处传达中央“开除刘澜涛党籍”的决定。对此,刘澜涛气愤至极:“声明出狱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来人不听刘澜涛的申辩,并称“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并命令“永远不得返回北京”。听到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刘澜涛顿时跌坐在了床上。好一阵,他颤抖着,眼泪扑簌簌地涌了出来。多少年来,只要是组织决定,刘澜涛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可唯独这一“决定”,使他怅然了,他只有以无声抗有声,坚信历史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专案组的人走了,刘澜涛不禁仰望长空,久久地沉思……
  “亲逝爱归痛不泪,斥令离党愤满腔。四十年华曾腾跃,骤令离去断肝肠。虽知历史有公论,奈何热泪不禁淌。”
  
  “寒冬春雷震天响,中央喜讯到安庆。平反奇冤十二载,真理终于胜‘四凶’。”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政治局会上,他提出:“‘六十一人案’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四害”作梗,问题无法解决。
  1977年,中共十一大胜利召开,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不久,中央接连收到关于“六十一人案”的申诉材料。直到12月25日,一封出自“六十一人案”中人王其梅的遗孀王先梅的申诉信辗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他当即对此做了批示:“请东兴同志交组织部处理……”汪东兴看后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
  12月31曰中午时分,胡耀邦接到了由两位副主席批复过的申诉信后,立即找来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以此作为“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于是,平反“六十一人案”的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1978年春节过后,北京的天气依旧非常寒冷。由于一些人不但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强调这一案子是“文革”刚起步时的案子,是经过毛泽东批定的,不能随便翻案。对此,胡耀邦决定:“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问题,中组部另起炉灶。
  这一年的6月,邓小平又接到了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并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报告。”
  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文革”中提出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
  12月16日,在据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下发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从此,“六十一人案”终于获得了平反,历史回归了它的本来面目。
  正当刘家的几个儿子换着班地到安庆陪守父亲的时候,中央的这一通知,足可以令刘家人过上一个多年来一直企盼的好年了。21日上午,刘澜涛与战友安子文同车到达北京。虽逢深冬,却没有了寒冷的感觉。
  在北京,中央给刘澜涛一家重新安排了住处。翌年,刘澜涛首先出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紧接着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兼任政协秘书长、党组书记的职务。
  (摘自《走近中国高层政要》,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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