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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回家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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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回家的诗(一)

回家

薛楠

河那边是岸

是荒草还是璀璨的光环 在无助的云朵两端 是数不清的企盼

关于年的感官

停留在回家攀爬的高山 包裹在羊肠小道的蜿蜒 和满山羊群的散漫

家乡的冬天冷得壮观 映衬着黄土高原漆黑的山峦 四周里并无星星点点 仿佛沉睡在深邃的夜晚

然而每逢新年

山沟沟里不再黯淡 深藏在山谷里一整年的哀怨

都在年关被击散

离散在外的青年

只有在临近年的几天 才能匆匆地完成回家的心愿

虽然时间那么短暂

短暂是对亲情友情最好的考验

藏起在外漂泊的辛酸 咽下一整年里的饥寒

只为父母看到一张灿烂的笑脸

年里的每个夜晚

都掰着指头算天天

见形形色色的亲戚伙伴 吃红红绿绿的美味大餐

这是一年里人最多的几天 也是平日里最丰盛的饭菜

年是一种牵连

家是一种思念

即便还是匆匆地离开

在晨曦趴在黎明前的山边 在村口孤老的大树前 依然忍不住久久回看

一首回家的诗(二)

Qingnianzuojia

让诗回家

◇曹纪祖

目前,诗歌已离家出走甚远。人们似乎淡忘了她。包括许多大刊大报发表的诗歌,鲜有让人过目难忘,更不用说一唱三叹的了。有人说:当前一首普通的诗,也比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诗写得好,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时代变迁,好诗依然会在历史的淘洗中如真金般闪烁。诚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彼时风范与此时情调固然有异,但时代的回声必定是历史的留存,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必引证《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佳作,也不必再回溯新时期之初那些充满伤痛与反思、失望与希望,特别是渴求变革、预示转机的优秀作品,仅仅回顾“512汶川大地震”后诗歌的“井喷”现象,回顾当时那些摧人泪下的作品,我们便可以感知到一个真理:只有与时代同声相应,与生活贴近,与民众亲近,诗歌才能打动人心,找回自己。

  认识的差异缘起于新时期诗歌走过的曲折道路。从为政治服务到人性复归,从千部一腔到千姿百态,从“文以载道”到自在与自为,再从反叛传统走向“非理性、非崇高、非文化”的虚无,及至演变到文化多元与网络时代的当今,诗歌似乎总是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纠结,在生活与生命之间游离,在“小我”与“大我”之间迷茫,在继承与变创之中困惑,从而派生出种种不同的认识,而就在这种情态下,诗歌事实上已经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突出表现,一是佳作不多,力作少见,诗坛再也见不到领军人物和有影响的群体。二是诗刊诗报发行量普遍不容乐观,诗的读者半径缩小,有时真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三是诗歌活动中,圈内热闹与圈外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四是诗歌批评不甚活跃,“百家争鸣”的风气难以再见。

  诗歌究竟是贴近时代还是远离时代?诗歌究竟是贴近生活还是疏离生活?诗歌究竟是亲近民众还是隔膜于民众?对于这些事关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做出明确的回答。  其实,与时相应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不是诗人有意要在诗中体现“时代气息”,尤其古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诗人总是身处自己的时代,关注自己置身其间的生

活现实,或着眼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写出大开大阖,振聋发聩的厚重之作;或忧患民生,关切民间疾苦,写出饱含“人性关怀”的至情之作;或寄情山水,放歌田园,陶冶情操,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唯美之作也因之多见。诗与时代的关系十分显见。  再看“5

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灾变成为人类共同的震撼

与伤痛,刺激着人类共同的神经。而抗震救灾凝聚起空前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感召着诗人的灵魂。几乎是在完全自觉与自为的状态下,诗歌突然井喷,涌现出了像《孩子,拉住妈妈的手》《生死不离》《血脉能创造奇迹》《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摧人泪下,感人奋进,让人不仅记得住,而且刻骨铭心的作品。许多诗人在这时主动奔赴灾区,目睹残垣断墙,目睹生命的毁灭与救助的艰苦卓绝,目睹灾后重建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写出了不少难以重复的情真意切的作品。之后相关诗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诗歌朗诵会此起彼伏,网络诗歌数以万计,诗已许久未像这样与民众亲近。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发吗?

  认识的误区在于:十年动乱把“为政治服务”推向了极端,许多诗人经历了人性泯灭的巨大伤痛,对时代、社会、责任这些词汇形成心理龌龊,从而有意无意中在疏离时代,疏离生活,专注内心,追求形式趣味和语言技巧上渐行渐远。由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诗坛占有一定的地位或资源(如刊物),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从而于无形中误导一些作者“投其所好”,乃至亦步亦趋,以致形成一种隔膜现实的风气,使诗与民众的距离愈见拉开。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反思的。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呼唤诗歌回家,回到现实,回到民众。在诗的精神内涵上,应当高扬时代主旋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焦点与社会热点,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突出科学、民主、和谐与时代进步的主题。而在美学价值上,应当包涵哲学、艺术、生活、情感、心理、语言等多重元素,丰富诗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诗的表现式上,应当体现其文体特征。那种散文式的铺排与述说式的表达,即便是在抗震救灾诗中反复出

现,也未能让人记得几句。还是要抒情、明朗、短小,有一定的韵律感,让人好读好记,这是中国诗歌传统在文体形式上的生命力的体现。

  让诗回家,其实也就是呼唤好诗。而好诗尽管应当百花齐放,色彩多样,但有一些特质是共同的:

一、精神内涵的崇高与尊严

以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而言,诗歌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诗歌总是指向人类精神境界的最高处,保持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风范,体现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严。

  这种尊严源于诗人自觉把自己的命运紧系于时代,把自我价值升华为安邦定国,促进国泰民安的追求,从而彰显出一种大气,并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容。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好的诗歌肯定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神灯。其与卑微、琐屑、低俗、无聊是格格不入的。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中,我们记得“归来的歌”,记得众多批判现实、渴求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力作,记得《致橡树》那样的格调,记得《不满》《回答》《我是青年》《干妈》《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也记得“朦胧诗”中的不少好的作品。我们无法对这些“既有”的存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二、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古往今来,中国诗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根本,以忧患为心结,以同情为吟叹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等等。对于民间疾苦,他们“一枝一叶总关情”,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出自人类的良知。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不论是试图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或是草根诗人的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怜,悲天悯人无疑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种风范。但今天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文学的“悲悯情怀”应有正确的认识。当今一些作品在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中,选取乡树的落后或民众的愚昧与贫困,以个案为普遍,施以文人式的同情,这种“悲悯”轻飘而肤浅。“悲悯”本是人性关怀的情感体现,应建立在鲜活的生活真实之上,也应建立在作家的灵魂高尚之上。这种“悲悯”应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大爱,而不是区区儿女之情,戚戚小我之哀。与之相应,人性关怀也应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话语权、乃至个人私密的人格尊重。面对巨大灾变自不必说,即便

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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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日常生活中,也应有所体现。例如对于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健康的重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关注等等,这些都必然应当成为当今诗歌的现实主题。

  悲悯不等同于同情,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情感美德,一种爱的表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以说,没有爱就没有悲悯。这与精神境界的崇高是

密不可分的。

三、美学趣味的高雅

人们常说,诗是艺术的王冠。诗的美学趣味在本质上是指向高雅的。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无论是以香草美人喻社会政治,还是寄情山水以言说志向。无论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生命意识,还是“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格律约束,抑或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字斟句酌,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追求至美的。

这种美是人类精神慰藉的理想境界,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美学创造。其对于陶冶性情,达到内心和谐,进而通过传播而达到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素质,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历来存在。因之好诗总是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留存的,只有时间和民众能验证其不朽。诗在追求高雅的同时,也不排除俗趣,但通俗不可媚俗,这是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如果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

情感素质低下,我建议最好不要做诗,其做出来的诗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认为新诗比古诗好,当下的诗比新时期以来的诗好,自己的诗比别人的诗好,通过炒作让媒体渲染一下就好,这实在是谬之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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