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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决定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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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更多更强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决定》的内容及当下中国的实际看,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了一些特点和困局,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键在于构建构建“有限政府”、“有为政府”、及“有效市场”。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10703855.htm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 政府与市场 平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中国新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其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还涉及党的建设、军队、司法等领
  域。在全方位改革中,其首要特点是将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在一起,其中,重点突破之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与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普遍性难题,从《决定》的内容及当下中国的实际看,在中国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改革事业中,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出应有的特点,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与难题。
  一、《决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相互平衡的深化
  (一)《决定》关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强调
  (1)更多更强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根据《决定》,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前一直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现在的新提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指的是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却在上面发挥统领性作用,市场在下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决定性作用”指的是在资源配置中“主”与“次”的一种关系,市场为主,政府为次,最终决定权在市场。
  (2)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决定》,今后要做的工作是:首先,要明确政府的定位,转变政府的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保护环境;其次,政府要放权与分权,也就是要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决定》指出,企业的投资项目,除了事关安全性、战略性、及公益性的项目之外,其他项目均由企业根据相关法规自主决策,不再由政府进行审批;再次,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决定》指出,单纯的以经济增速为标准而对政府与官员政绩进行考核的考核模式必须得到纠正,在考核标准中必须加大环境损害、生态效益、资源消耗、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
  (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弱化
  关于资源配置,《公报》首次将市场放在了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会进一步放松管制、简政放权,让市�鲈谧试磁渲弥蟹⒒又鞯甲饔谩R惨馕蹲糯婵罾�率市场化改革会提速,房地产调控可能会走向终结,开办企业门槛会降低,土地流转力度会加大,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将会更有活力。伴随着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凸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许多领域将逐渐走向弱化。
  (三)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政府权力对内的顶层集中
  未来深化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将会强化中央权力与改革的顶层设计。为改变前几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不到位的困局,以及为最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内容与精神,中国政府将通过设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方式,由一个最高层面、专门的机构进行协调,最终推动改革措施与计划的全面落实。同时还成立了中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上述两机构一旦做实,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将会空前加强。中国政府将会强化对内权力的顶层集中。“一个单一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的“首要因素”。[1]
  (四)强化市场型政府
  经济学家奥尔森曾提出经济成功存在着两个必要条件:对财产权利有可靠明确的界定、有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政府对于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奥尔森看来,政府如果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去创造并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能够对各种契约进行强制执行,同时又能对政府权力实施足够的限制与约束,以避免其侵蚀与剥夺私人权利,此种政府便可称为“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
  augmenting government)。[2]从《决定》关于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容看,中国政府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将会扮演一种奥尔森所言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中国家一样,在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大挑战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活动,尤其是缺乏高质量的政府活动。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较小的。[3]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与改革进程中,让其政府扮演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角色,自然是中国市场经济构建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五)凸现政府与市场的总体平衡
  总体上,《决定》体现了在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建设及改革进程中,将会呈现出一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集权治理的相互平衡的状态。对于改革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平衡作为总基调,这种平衡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强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央权力、及顶层设计之间的相互结合与平衡;市场经济发展的顶层理性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感性探索的平衡;政府对外干预的弱化与对内权力的强化的平衡;改革的全方位推进与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结合的平衡;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政治地位上被提到了相同位置,这体现了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相互平衡;公有制为主体和推动非公经济发展的新定位透露出中国共产党与政府预图与力求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活力中寻找到一种平衡。最后,中国政府特别强调,改革“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其实是在变革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也是在“极左”势力与 “极右”势力之间寻求平衡。总体上,中国政府改革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平衡的困局
  在中国全面深化与扩大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经营是否受到根本性限制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的制约与制衡,将是衡量与预期中国下一步改革能否有实质性推进的两个最重要指标。此外,在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国有企业的地位与改革
  长期以来,电信、电力、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一直被国有企业把持与垄断,尽管在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给国民经济做出了相应贡献,但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上拥有的过强的占有资源与市场的能力,客观上也挤占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在很多经济领域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了过高的进入门槛,扭曲着资源与要素价格体系,最终影响与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将导致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也制约着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应是核心。《决定》明确反对实施私有化,而是大力提倡市场化。尽管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不是私有化,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却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企业的利润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员工,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家比重过低,回馈社会与民众太少,而且在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时,其也向国家寻求救助,国有企业一般会享受到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为有效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既有的经营制度必须被纠正与改变。《决定》强调的“公有制财产权不可侵犯”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该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内部私有化”问题的应对与解决。
  (二)地方政府是落实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对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决定》总体上是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政府权力,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是否能够有实质性的制约,将是决定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错乱、预算的软约束、治理的软约束、行政模式、政府职能的越位与错位等,却是阻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最大障碍。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如果要落实《决定》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精神,中央政府固然重要,但中央政府只是政府的一部分,更大的主体是各地方政府。目前,中国市场的分隔、封闭、竞争无序、及竞争不充分,都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守主义、各种缺乏法治依据的行政行为、对地方经济的干预紧密相关,很多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罚款和各种乱收费,甚至比地方的正式税收还要高,这势必对市场体系是一个巨大破坏。此外,地方政府跟地方国企的关系更加模糊与不清楚,政企不分的情况非常严重。
  (三)金融市场化的困局
  金融改革是十八�萌�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金融改革的路线图已显现轮廓,其首要目标是利率市场化。但长期看,中国金融改革必须重点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下突出问题。
  其一,金融体系在功能上的失调。经济体系存有一系列得不到必要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及城镇化等,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而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却难以支持与完成上述任务迫切需要的融资需求。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结构与功能上,仍主要是承当为重工业的制造业与固定资产进行投资服务的职责,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国政府往往人为压低资金成本与实施利率管制。目前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型企业,而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重点的轻资产的农业、服务业、科技企业的资金需要却往往难以得到满足,新兴产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其二,金融市场在结构上存在着失衡。中国金融体系向来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始终严重滞后,对低风险偏好的间接融资金是难以支持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其三,金融结构存在着治理的失范。股权结构很不合理,国有股占主导地位现象突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明确。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在业务上相互介入,部分政策性银行介入商业银行领域,与其争利,而商业银行的贷款也具有政策性业务性质。其四,金融监管存在着失位。由于监管机构的零风险导向与监管手段行政化色彩的浓厚,以致金融创新受到抑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目标职责没有得到充分履行,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缺乏足够的维护;金融体系中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行政分割,与目前大量出现的,并以大资产为代表的跨领域创新是不匹配的,从而导致监管真空、监管冲突、监管重复、及监管协调困难等问题。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平衡的关键
  在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深化改革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关系的取得,其关键
  在于:政府必须是有限而有为的,而市场却必须是有效的。
  (一)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
  (1)有为政府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是建立一个“有为政府”。经济发展是一个伴随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结构、技术水平不断演变的过程。企业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主体,但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变迁,却并非企业及企业家所能单独推动完成,而必须由政府积极引导、推动、投资、及组织与协调相关资源的配置而完成。另外,对于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补偿,这是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顺利进行不断进行技术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必要条件与保障。
  自由市场与财产权固然是造就自由和繁荣的基础,但财产权与市场交换并不能自发解决所有问题。“为了让市场能提供社会协调的框架,在法律中必须很好地确立财产权和契约制度。政府若不能提供那种公共利益,就是在遏止市场的出现。政府要服务公共利益,可以发挥权威建立法律和正义,要实现它不是靠软弱无力,而是靠树立法律权威,并对权力加以限制。软弱无力的政府不等于有限政府。软弱无力,却对权力不加以限制的政府会带来巨大灾难。自由市场不等于完全不要政府。毕竟不是一切无政府状态都是可取的。通过行政高效的有限政府发挥作用,自由市场便成为可能,那样的政府会对正当的规则做出清晰界定并公正地加以执行。”[4]   (2)有效市场
  中国发展到今天,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面临两个抉择:是走向权贵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公正与法治的市场经济,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内在力量要求中国必须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
  社会秩序越复杂,对市场的依赖度就越高,“随着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依赖自愿的市场交易就变得更加――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复杂的社会秩序要求协调的信息,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头脑所能驾驭的。市场已经演化出成本相对低廉的信息传导机制;价格包含着用不同商品和服务间以单位为表现形式的供求信息,这种方式是政府机构连篇累牍的报告所无法办到的。……。一个经济体和社会越是复杂,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就越重。[5]中国在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后,已逐渐将计划经济型政府向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但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仍属不完全市场经济,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特权市场经济及竞争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竞争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也是“有效市场”经济。有效市场的确立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键。一国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与产业,是其经济在国内与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形成的前提。企业只有依据竞争充分、完善而有效的市场体系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根据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产业与技术做出选择,并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在市场中,企业家和公司互相竞争,是为得到与消费者及其他企业家和公司合作的权利。市场竞争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而是为了争取合作的机会。”[6]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在信息充分和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作用,使得市场“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作用,建立“有效市场”。同时,政府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维护市场公平、平抑经济波动、构筑社会保障来体现政府��有的职能,从而发挥“两只手”协同管理作用。
  小结
  任何政治制度与国家制度,从其建构伊始,就存在着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与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制度的建构与演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的中国进一步改革,从制度的建构与演化关系上看,就是要使得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发展与生成,从过去的政府主导建构为主导,转向制度的建构与制度的自发演化之间的平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并非仅指“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指“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 其意义之深远丝毫不亚于1992年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并存的“兼容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更多更强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使“看得见手”和“看不见的手”发挥协同发挥管理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作者简介
  卢云(1987-),女,汉族,云南曲靖人,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 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3]See Mancur Olson.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J]. Honor of Peter Bauer. Cato Journal 7(1), Spring/Summer 1987.
  [4]汤姆・G.帕尔默著.实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历史与实践[M] .景朝亮,译.法律出版社,2011(10):221.
  [5]汤姆・G.帕尔默著.实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历史与实践[M] .景朝亮,译.法律出版社,2011(10):204-205.
  [6]汤姆・G.帕尔默著.实现自由―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历史与实践[M] .景朝亮,译.法律出版社,2011(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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