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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活法 朱之文]中国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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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活法 朱之文]中国人的活法

一种文化系统有它的理法、心法,还有它的行法,即它在生活实践层面的运作。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实践层面的中国文化形态,也就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或者说中国人的活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活法是一个中国人区别于他国人的标志,但对于现在很多中国人来说,它差不多变成了一种传说。除了吃饭时用筷子夹菜,我们的衣食住行基本上被欧化了,而半拉子的欧化让我们几乎成了鲁迅所形容的假洋鬼子。邯郸学步的人们追赶不上异域的步伐,又忘记了自己原先是怎么走路的,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11125062.htm  众所周知,人类有过漫长的采集与游牧时代,时间在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年之久,在逐水草而居的流浪生活中,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文化积淀。直到大约两万年前,人类才开始定居下来,在河流的三角洲地区盖起房子过上安宁的日子。这一切都由于农业的兴起。亚洲的幼发拉底河、恒河与黄河流域,都是人类最早的家乡。由于定居,人类开始有了财产的积累与文化的沉淀。亚洲因此领导了世界两万多年,直到近两百多年才被欧洲所超越。历史似乎总是后来者居上。
  当然,欧洲的赶超并不是在原来的起跑线上,而是换了一道新的起跑线,也就是机械工业的生产方式。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后工业时代,属于工业时代的范畴。这个时代从生产效率上看,是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从生活方式上看,却并非如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摧毁了一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它破坏了和谐的人天关系,将人从深远的存在背景中析离出来,置于没有归宿的状态。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远没有农业社会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其高节奏、高效率的行进步伐,与浮华的社会氛围,使人内心变得紧张、浮亢与肤浅,失去了原有的精致细腻、宁静致远与安详自足,还有与自然母体的水乳交融。所谓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生活,都是一种粗放型的生活,一种浮光掠影的生活,一种浮躁上火的生活,一种没有根底的生活。比之于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最大的福祉是个体自由度的增加,但这种资源一直都处于被乱采滥伐的状态。自由与离家出走与无家可归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显得空旷而荒凉。如何使用自由,通过它达到更高的价值,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代社会在增进以赛亚・ 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的同时也在削减了积极的自由,将我们置身于缺乏方向感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地。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是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无论是从物质文明还是从精神文化上来讲都是成立的。可以断言,在农业社会,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但这种成就迄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充分的总结,即便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如此。
  微妙玄通的意境追求
  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围猎,或是击败了某个部族之后,众人围在篝火旁边饮酒作乐,通宵载歌载舞,醉倒在路边的壕沟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这就算是人生的高峰体验了。现代生活中,人们大发横财,飞黄腾达,周游列国,把众多的事物堆积起来,登记在个人名下,暴殄天物地消费掉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或是把某种事情做得风生水起,吸引许多白眼狼来围观起哄,人生也就到头,死而无憾了。除此之外,不知道这世界还有什么风光,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如今,借泡沫经济暴发起来的土豪新贵们披金戴银,驾着香车宝马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绝尘而去,便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
  这种“唯物”的生活状况,对于古贤来说,是极其浅表的粗鄙的生活,是一种夷狄的生活、野蛮的生活,与文明毫无关系。他们特别讲究生活趣味的清雅、高贵与深远,讲究生命的品质与活着的况味,而这种讲究是与他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密切相关的。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传说是伏羲与周文王潜心参悟的结果。它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却又没有方位体积、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称为“易”:“生生之谓易”,而易的运行变化,也就是所谓道了。因此,易与道是相通的,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化境。这个化境具足仁慈、智慧与愉悦,因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入这个深邃的化境中,才能领悟存在的奥秘,使生命传神入化:“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化入其中,与天地万物同归于无何之乡,便是古人认为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而这个境界是超越人的意识思维与感官感觉的,或者说是形而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所谓形而下,是指显现在我们感官觉知中有形有相的现象,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一些存在者,看起来是有着清晰存在边缘的个体事物。就像艾青的诗里描写的树木,它们“彼此孤离的兀立着”。在现代哲学中,这种形而下的事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形而上的领域则不然。但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形而下的事物是存在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是最为粗糙的部分;存在最为微妙的部分,则潜在感官意识探测不到的领域,那个领域更加深广,是事物的根部,隐藏着造化之机。就像艾青那首诗接下来所写的: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的根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感官能够感觉到的存在阀度是相当有限的,世界的奥秘存在于我们感知不到的深处。在微观物理的领域,事物之间始终发生着能量与信息的交流。
  形而上的存在,既然是超越感官意识的,自然也是超越名相概念的,因此是不可言说的。因此,领悟了存在奥秘的老子,当年倒骑着毛驴就想走人。只是因为函谷关的守将不知为何得知他的声名,将人给扣下,才有了说不可说的强名之曰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 道的字面含义是通达,因此也称为大通,没有阻隔的意思。在道的层面,万物突破了各种的边界和封闭性,融汇到了一起。老子指出:“道者万物之奥”,它“渊兮似万物之宗”,融万物为一炉,将之打成一片。因此它是万物的本源,也可以说是万物的母体。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种,应当知道自身人子的身份,并投入母体的怀抱,生命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滋养,而不置于枯竭的田地,并能穷神知化:“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只有在这个母体或者说根部,人才能真正安身立命。人存在的的根扎在深不可测的幽玄之境。   文字的书写作为一种专门艺术的只有中国。书法是写意画的源头,中国写意画家注重以书入画,清代的赵之谦就是以魏碑笔法入画,吴昌硕则是以石鼓文笔法入画。比起绘画来,书法更加讲究内功,轻描淡写之中笔透纸背的暗劲,如同武道中的内家拳。文字造型结构上的端庄秀丽与谐和,还只是表层的形式感觉,笔底透出的那股劲道,才是书法的精神所在,这源自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与胸怀的超迈。如果没有心性和德性方面的成就,想要成为一个书法大家是不可能的。现在,书法界存在两种状况:一是以书法为专业和饭碗的书法家,这些人但在笔画结构上下足力气,二王颜赵都临得很像那么回事,因此能够把字写得漂亮,但是匠气十足,矫揉造作,没有真性情的流露,把字给写死;另一种人是一些半路出家的人,官僚、名人之类,一进来就想趟出些响声来,等不及踏踏实实下功夫,提起笔就龙飞凤舞,张牙舞爪,喷出一股邪火,溅洒污浊之气,这样的垃圾字画挂在家里都不吉祥。
  现代以来,真正的书法大家反而不是以书法为业的,如弘一法师、鲁迅。以书法立身的林散之算是不错,但还是失之刻意。还不如像徐悲鸿等一些画家的书法看起来舒服,恣肆率性。
  在古典艺术中,最具写意和抒情性的还是文学,其最主要的形式是诗歌,而在西方则是世俗烟火气较浓的小说、戏剧。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诗歌是抒发性灵的文体。关于诗歌的精神境界与审美气派,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等著作中有着高妙的发挥。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主张文学作品要“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强调作家的神思不能拘泥于眼前的事物,要宁静致远,穿越时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才气情怀与风云并驱。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诗歌美学意境归结为二十四个范畴,并以诗歌形式来表达,充分阐释了古典诗歌中蕴含的精神风度。其中,“雄浑”品是这样写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与之相反相成的则是“冲淡”品:“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此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品,和“吞吐大荒”的“豪放”品,都展现了古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格内涵与精神境界。而这些内涵与境界,正是一个民族哺育自己儿女灵魂的糜乳,让在朗朗的读书声中长大的后代子孙,得到了滋养与加持,从而拥有不同于畜生与夷狄的、高贵优雅的内心生活。在古代中国,诗歌美学的熏陶是一种与道德教育相辅相成的“美育”。
  去宗教化的宗教生活
  常听见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生活。这句话在某种意义,特别是在一神教的意义上似乎是成立的,但其实不然。所谓宗教生活,本质意义上是人灵魂的生活,关乎人灵性生命的成长、超越与止于至善。这种生活在三皇五帝时代就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只是它不一定要借助一套神话体系来完成,它也不一定、没必要与人世俗的肉体生活泾渭分明甚至对立起来。深得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习惯于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共同和兼容之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有许多事情让他备感疑惑,其中一件就是明朝官员们见面,甚至上朝时大谈心性的修养。他不明白,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西方宗教相通的终极关怀。对于中国人而言,心性的完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悟入万物本源之道,就是最高的宗教。
  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人们的灵性生活基本上是借助一套神话体系和宗教仪式来进行的,印度教如此,犹太教与基督教如此,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创造与主宰世界的神到底是谁?是一个还是多个?尽管那些地方对此有着认识与命名上的分歧,但在将人肉身死亡之后灵性生命的归宿与出路,乃至现世世俗生活的福祉,托付于至高无上的神灵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惊人的一致。而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极其郑重的托付,是通过越来越庄重与繁复的仪轨和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它们都有区别于世俗生活的一整套宗教生活形态。
  基于中国文化原典《易经》和道家的阐释,对天地万物本源的追溯并不指向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神,而是指向生生不息而又无方无体的“道”,而这种道是人们可以通过心性的修养、消除遮蔽而加以体认与亲证的。因此,中国文化在它的源头就具有一种去宗教化的性质。天道与人性相通,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人是因为入道得道而获得灵性与神性的。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那些神圣人格,包括太上老君和各路神仙,乃至后来从境外引渡过来的诸佛菩萨,都是因为自身心性修炼和对道的体证而获得不同次第成就的。这种成就任何凡人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都有可能取得,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心性的净化与开显,实现灵性存在的超越和灵魂的救赎,与诸神一同遨游清虚太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他寻求已经先行获得灵性成就者的帮助与加持。
  既然道通万物而为一,无物存在于道外,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是道体的呈现,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入道法门,人可以通过当下生活中触摸或遭遇的事情,格物致知,体认道的玄妙。所谓世俗生活与神圣的修行生活其实是同一种生活,只是取向不同罢了。反者道之动,修行者是将世俗生活反过来过:俗人用自己的心性去追逐和堆砌外部的事物,被外物所桎梏而陷于被动,而圣人通过与事物的互动关系来体悟自己的心性,悟入处处皆在的道流并且潜泳其中获得自在。
  中国古典文化将心性的内修与社会的外治合二为一的结构,使之具有吞吐大荒的包容度,并使许多外来的文化在它的怀抱里通过整合焕发新的生机。佛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发源于印度教文化背景下的佛教,原本携带着浓郁的山林气息。特别是原始佛教,对现世世俗生活有强烈的厌离心,并采取一种弃世绝尘的态度,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隔离开来。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虽然兴盛一时,但在印度的文化土壤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放弃了自身的发源地,而它直面人生苦难,并在承担之中获得解脱的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得以焕发新枝,根深叶茂。   大家知道,原始佛教被称为小乘佛教。这个阶段的佛教以苦、集、灭、道四圣谛为基本教义,强调人间的苦患,人为了超脱苦患走入丛林,通过戒、定、慧“三学”和“八正道”(八种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法)的修习以自度,超越六道轮回,进入涅��境界,证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四种果位。公元一世纪兴起的大乘佛教,具有更加宏大的悲心与愿力,不仅要自度,而且要救渡一切罪苦众生脱离苦海。因此,大乘佛教放弃早期部派佛教对原始生活方式的执守和对教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不强调出家入林,直面人间的苦难,并将其视为修行的功课,行人除了“三学”、“八正道”外,更要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 ”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在内的“菩萨行”。 在将佛教的道场从丛林扩大到整个人天世界的同时,大乘佛教打破小乘佛教对佛法本身的执着和拘泥,在人法俱空、心无所住的前提下,广开方便之门,将世间法甚至其他教法的内容纳入自身的修行体系,形成融汇贯通的八万四千法门,实现法无定法、法即非法、非法法也,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活泼泼的无碍境界,可谓气象大焉。在大乘佛法传播的地方,当地的文化风俗与宗教中的诸多做法都被信手拈来,加以应机善巧设置之后,成为它的前行与加行。在自觉觉他、普度众生的过程中,行者更能够积累功德,超越个我的执著,次第获得性灵的成就,证入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等菩萨修行的阶次,最终功德圆满,究竟成佛,以自己的心性建立起新的佛国净土。
  曾有人说,很遗憾,佛教不像基督教那样进行过新教改革,与世俗生活融合。其实,佛教由小乘到大乘的转型升级,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宗教改革,而改革之后的佛教,不仅气象宏大,而且走出丛林,与人间生活打成一片。作为大乘菩萨的典范,维摩诘就是一个在家人,而且是世俗生活中一个如鱼得水的成功人士。据《维摩诘经》讲述,他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个富翁,家有万贯,奴婢成群,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个凡夫俗子。但他潜修密行,对境无心,于相离相,于世间出世间,不于三界起心意,亲证平等法性,获大成就。有一次,他称病在家,惊动了佛陀。佛陀委派身边弟子前去问安,结果各大弟子皆畏其智慧成就不敢接命,最后只好特派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菩萨去探望。文殊菩萨与维摩诘见面之后,开展了十分机智而精彩的对话,机锋凌厉,妙语连珠,使同去探访的菩萨、罗汉们大开法眼。一场论战过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的功德更是备加赞叹。在全然放下我执与法执之后,佛法是可以与世间法无缝衔接的,而人同时获得社会的成就与法性的成就,即所谓人成佛成。
  如上所述,大乘佛教从孤寂的丛林转向烟火人间,在追求解智慧脱的同时不舍人天六道,于烦恼中求解脱,于轮回中证菩提,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菩萨情怀,以及将一切法融为佛法的智慧度量,和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内修心性、外治天下的基本结构,和自利利他、兼济苍生的仁者精神上十分相应。因此,传说从龙宫里取出来的大乘佛法,最终还是由龙族的子孙来加以承接与弘扬光大。隋唐以后,大乘佛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而禅宗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
  达摩东来所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据说源自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上以心传心的拈花一笑,但在印度秘传不显,到了中国才大放光彩。它引发了佛教一场更加彻底的改革。禅宗不谈禅定解脱,只谈明心见性。按照该宗的见地,人的自性就是佛性,生命的本体就是成佛的根据,成佛作祖就是认识生命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要逃离现实世间,背离人性,投奔彼岸世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世间处处皆是庙堂,事事皆是佛事。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真如自性的起用,人都可以从中认得并且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担水劈柴、洒扫应对、吃饭穿衣都是一种道行功夫。禅宗后来演绎到了逢魔杀魔,逢佛杀佛,呵佛骂祖,扫荡一切法执,酣畅淋漓,将宗教的外壳整个给掀掉了。铃木大拙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是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象力创造了禅。禅是最具中国风格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供奉的神�o就是人的本来面目。禅是最具大乘气象的佛教。当然,禅是凭借自力来修证无上菩提的法门,它并不排异以供奉诸佛或其他神�o的宗教生活,但那种生活在禅者看来,只是一种借助外力来成就自性的辅助方式。
  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性的艺术生活,再到灵魂的宗教生活,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也形成了人性升越的次第与阶梯。中国先人有着十分灵通的智慧,他们把庸俗的物质生活过得充满着灵性的意趣,又将宗教生活从权宜造设的繁文缛节中解救出来,恢复其活泼泼的灵性面目,打通了物质生活与心灵生活、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隔阂,使彼此分离、相互反对、相互排异的事理融汇贯通到了一起,豁然打开了辽阔的生活世界,让人在其间鸢飞鱼跃。诚然,中国文化的落差甚大,起点与终点之间存在着一道看起来高不可攀的云梯,能够企及它的极高明之处、成为圣哲的人毕竟少之又少,但它为人性的开展与升越提供了足够高远的空间与坐标,让生活其中的人有明晰的方向感,不陷于迷乱之中。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内在的价值还不能为众多的子孙所认知与尊重,以至于上述中国式的活法还算不算是中国式的活法,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讲,都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卑微者的生存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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