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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中, 从中国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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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_周文中, 从中国到美国

2015年1月10日,纽约历史博物馆(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将谭盾、陈怡、周龙召集在了一起,举办了一场题为“从中国到美国”的讲座。讲座向观众介绍了三人从中国到美国求学的历程和早期创作的作品,但讲座真正的主角实则是周文中,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教授,中美艺术交流中心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正是他,将三位作曲家从中国带到了美国,从而帮助中国“文革”后第一代作曲家真正地站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11982924.htm  战时在中国,四处逃亡的青年时代
  周文中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时。因父亲是政府官员,被派驻各个租界协调收回管辖权等事宜,周文中一出生就跟着父母辗转多处,从烟台到北京,再到青岛。在青岛定居几年后,他又搬到了上海,之后逃亡到了湖南和重庆。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周文中辗转在各个租界区内,目睹了不同的西方文化。
  在青岛定居的幼年时期,他第一次发现了音乐的魅力:“在青岛的时候,我第一次理解了音乐在生活中的意义。我听到我们家的帮工,在闲暇时弹着乐器,唱着歌,喝着酒,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啊!从此,我就将音乐与快乐联系在了一起。”
  搬到武汉后,周文中在偶然的机缘下学习起了小提琴。“当时是年底,正值农历新年,我的长兄和另一位兄弟聚在一起,我们口袋里有点零钱,想去买点玩具。在一家法国商店,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玩具’,就走进去买了下来。我的长兄后来才发现那是一把小提琴,就开始学习了。在学了两周后,他说自己需要一个学生,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学生。这就是我学习西方乐器的开始。”
  周文中的父亲家教严格,从小,他就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太极、气功都是每日的必修课。就这样,他边“玩着”西洋乐器,边练习中国书法,“节日期间在家里听到京剧表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聚会上有人演唱昆曲也是很正常的。当时听不到雅乐和古琴,因为被禁了,直到1936年,我在电台里听到后大为震惊,雅乐和古琴带给我一生的影响。”
  1930年代,周文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开始搜寻相关书籍,父亲的藏书库成了他的宝藏。“1934年,家父的藏书已经成为一个很棒的图书馆了,包括整套的《四库备要》……我常常偷偷溜进他的书房,趁他不备,偷几卷书出来。”从此,对书和图书馆的痴迷延续了周文中的一生,在之后的读书生涯中,两者都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父亲举家逃到上海。在上海,周文中每日都被迫目睹死亡和摧毁。他前后花了四年时间念完了高中,那段时间,他仍每日钻研音乐,有时会跑到上海音乐馆(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一部分)学习。那时的上海到处都是从欧洲来的流亡音乐家,因此音乐的教学非常先进和上乘,除了歌剧外,还有芭蕾和室内乐。周文中跟随一位当时在上海的意大利大提琴家学习和声和曲式。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小提琴越来越认真,但却从未想过将小提琴作为自己的职业,不过,成为作曲家的想法倒是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当我学完了所有标准小提琴的曲目后,我就觉得无聊了。我当时已经开始读英文的报纸了,一天我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作曲家拉威尔去世了。我当时就想,这说明之前他是在世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在世的作曲家,于是就想成为一位作曲家。”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周文中已经想过要将音乐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但又觉得不太可能得到自己所期望的那种音乐教育,于是考虑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习建筑,就因为一句话――“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然而,1942年末,大学的第一学期刚结束,日军就占领了上海。他先随家人逃到了浙江,躲过一劫后,翻过天台山,到了湖南耒阳,最后跑到了广西桂林。在那里,周文中得以入读广西大学。桂林的美让他再次燃起学习音乐的热情,于是常常躲进图书馆,阅读各种音乐书籍,听各种录音,开始尝试自己作曲。1944年,日军突然抵达桂林,周文中不得不再次逃亡。他与同伴在最后一刻跳上了一辆火车,抵达了重庆,一年后他在重庆大学拿到了本科学位,并继续学习音乐。毕业后,重庆国家交响乐团给予他一个职位,但突然间战争结束了。周文中回到了上海,几个月后申请到了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全额奖学金。
  留美岁月,从建筑到音乐
  1946年,周文中离开上海,前往耶鲁大学建筑系报到。“我当时决定念建筑系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想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对中国有建设性的事情。其实我很想学习音乐,但当时无法做出这个决定。到耶鲁大学注册完毕,在学校宿舍里住了两三周,但我什么都做不了,一直在想着是否要当一名作曲家。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放弃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辗转到了波士顿。先是去看我的兄弟,然后进入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周文中一开始被小提琴专业录取,在第二个学期转到了作曲系,并拿到了奖学金。1949年初,周文中到纽约看望自己的长兄,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那年夏天,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贵人――美国二十世纪先锋派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回想起当时,周文中不禁感叹道:“我花了整整七年,才成为了一名作曲系的学生,更别说是作曲家了。后来,我花了将近十年,才找到我自己的――不是声音,而是语言。”
  瓦雷兹是严酷的老师。一次,他对周文中的创作很不满意,扔到地上,命令周在上面尿尿。周文中是个被严苛惯了的学生,他父亲对他从小的教育就很严格:“我小时候被父亲管教得很严,一旦涉及到文化,不准有任何不知所谓的东西。当我开始用钢琴作曲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我在我的琴房里摆了很多东西,让它们鞭策我,其中一件是瓦雷兹的头像,就放在钢琴上面。每当我创作时,一抬头看到他盯着我,我就对自己说,等等,要认真。如果我对他的正面头像感到厌烦了,就把头像转过去,背后贴着一张他的照片,让他那充满怀疑的眼神望着我。我还摆了一些中国的物件,其中一件是一个骑着马的智者,这寓意着如果我失败了,这位智者会下马来帮助我。还有一张是我在一个中国寺庙顶上拍摄的照片,照片里是一只动物雕塑,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意味着如果我犯错,它会来咬我。”   融汇中西文化是周文中一生的功课。在纽约的创作生涯伊始,他就努力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次,他创作了一首带有中国风味的曲子,给普利策获奖作曲家博胡斯拉夫・马尔蒂努(Bohuslav Martinù)。马尔蒂努看了一会儿就停下来,只说了一句:“为什么?”周文中回答不出来。这个尴尬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仅仅将中国特色塞入西方曲式是行不通的,这就好像让巴赫开口讲中文一样。他决定不再仅仅是肤浅地将中国旋律穿插进西方和声中,而是认认真真地钻研中国的音乐和文化。他对西方音乐的了解,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一层的认识和理解。1955年,周文中回到中国两年,悉心研究中国传统戏剧和音乐。中国的诗词成为了他灵感的来源,他的早期作品《花落知多少》(And the Fallen Petals)以及《花月正春风》(All in the Spring Wind)的灵感就来源于李煜的《忆江南》。
  从那时起,他慢慢塑造出一种音乐发展和思考的方式,运用中国视觉化和人文化的模式,好似书法创作中的写意,音乐中的诗词,视觉化的古琴演奏。到了创作成熟期和晚期,他的作品越来越抽象,发展出一套成熟而灵活的曲式。1996年,他的弦乐四重奏《云》(Clouds)成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周文中心目中,弦乐四重奏是西方音乐,特别是室内乐里最棒的音乐形式,是思维、文化和历史的碰撞。“你没有办法创作一部好的四重奏,也没办法保证四位音乐家能够演奏出好的四重奏,除非你确定他们会在这部作品里产生思维的碰撞。有趣的是,这和中国的古琴十分相似,因为古琴的演奏也是思维的碰撞。通常情况下,演奏古琴的人也正是作曲家本人,这里是一个人在与自己对话。在古代,琴曲只演奏给能够真正理解这种音乐的人听,通常只是一个人,我们称其为知音。这样,你又有了另一种思维的碰撞,一位作曲家和一位听众的碰撞。如果把他们两人加起来,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四重奏。《云》,结合了我在美国的学习,我对中国美学、音乐、文化的理解,建立在中国阴阳的哲学之上,这是这首乐曲的基调。然后是事物的变化,阴和阳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这让我想起云的变化,也是这首曲名的由来。”
  这首曲子对周文中而言还有另一层含义。他回想自己在南京读高中时的事情。“我放学回到家,躺在后院的草坪上。天气马上要变了,云在空中迅速地变化着。我正着迷地看着云,突然一个影子靠了过来,是我的父亲。他问,‘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学习?’看得出来他很生气。我只好老实说,‘我被云吸引了,想看它们移动’。父亲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 至今,他都觉得这是父亲对他进行音乐创作的一种默许。
  瓦雷兹对周文中音乐的评价当然没有一直停留在不满的阶段。事实上,周文中花了十几年时间帮助瓦雷兹修改乐谱,甚至帮助他完成了最后两部未完成的作品。如今,周文中与太太住在瓦雷兹位于纽约西村的故居里。屋里除了瓦雷兹的肖像外,还摆满了中国古董、周文中自己的墨宝以及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乐器。
  中美文化桥梁,将中国作曲家带到美国
  1952到1954年,周文中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习,并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电子音乐实验室的首位助理,随后被授命为中国音乐和戏剧研究项目的研究主任。在那段时间内,他研究了中国书法、古琴、《易经》等,这都对他后来的创作与教学产生了影响。自1964年起,周文中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作曲,后成为作曲系的主任,将作曲系变得更为国际化。
  1972年,周文中有机会回到中国,当时正值“文革”。他见到了音乐学校的主要领导们,尝试了解他们的需求。但在那时的中国,没有人愿意提及具体的东西,结果不了了之。
  1977年,“文革”结束后,周文中再次受邀回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要为他举办一个活动。“我说举办活动不如让我跟你们的音乐家、艺术家交流交流,比如说举办一个会议。那次会议有超过一百人参加了,我就美国的现代音乐教育以及一些唱片做了介绍,解释在西方音乐发展的情况。我发现他们非常好奇,这是很好的,于是我跟他们探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从而参与到将来的音乐世界中。”
  “终于,在下一年的春季,我发了一份公函,声明愿意在中央音乐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交流活动,并创建了中美艺术交流中心。1978年8月1日,我宣布了交流中心的成立,就在次年1月,美国宣布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通过这点,我们学到一件事:艺术绝对是可以走在政治之前的。坦白说,两国在此之前一直在寻找重新合作的机会,但只有艺术成功了。”
  正是这个交流中心的成立,得以让我们后来熟知的几位中国第一代作曲家,包括谭盾、周龙、陈怡、盛宗亮等从中国到了美国。在那个时候要将他们邀请到美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周文中努力为他们筹集资金,满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
  对于每位中国年轻作曲家的选择,周文中都有很特别的原因,要考虑他们的背景,美国可以给到他们什么。“当时是1980年代早期,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交流活动,对彼此也不甚了解。因此我打算选择非常不同的学生,事实上第一批学生都是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我需要将他们的资料交给学校委员会审核,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第一位从中央音乐学院被招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作曲家是周龙。“周龙得到当时所有音乐教育界领导的推荐,因此他的入学是比较标准化的,没有问题。”问题在后面。周龙在学习上非常努力,但是周文中发现他很不开心,对每首创作的曲子都不满意,于是问他怎么了。周龙这才如实告诉导师,自己已经结婚,太太不在身边让他很难同时兼顾创作和生活。“作为他的导师,并监管入学招生的人,这个问题让我有点难以回应。但为了让他保持好心情,我必须也给他的太太写一份邀请信。根据当时学校的规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经过一些调查,周文中发现原来周龙的太太也是一位作曲家,也得到不少中国老师的推荐,这个人就是陈怡。周文中对陈怡赞不绝口:“我很高兴能够把陈怡邀请过来。一开始我十分惊讶之前她居然从来没有为中国乐器创作过任何曲子,于是我让她创作一首为中国乐器琵琶而写的曲子。我很高兴自己那么做了,那首曲子很棒。”   谭盾的故事则戏剧化不少。他没有任何老师的推荐,而是毛遂自荐的。“谭盾总是能够做一些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周文中回忆道,“第一次遇到他,我就对他印象深刻。当时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上会演奏我的作品。就在我刚刚坐定,音乐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人站在音乐厅墙边,我当时坐在靠走廊的位置,他在对我做手势。我当时想,哦,这个人想跟我说话。他对我做了个表情,我理解了,他想跟我说些什么,但是不想让其他听众都听到,所以我出去了。在门外,他向我解释他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把自己的作品交到我这边,因为他的老师觉得他没有遵守要求等等。这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中国一些作曲家不能做的事情,也许在美国会受到欢迎。于是我将他的故事解释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委员会听,展示了他的作品,最后他如愿来到了美国。”
  如今这三位作曲家都已经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每人都拿过国际作曲大奖。回想起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日子,三人都说周文中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对我们而言,周文中教授一直是我们的哲学大师,至今都是。”谭盾说道。那时,他们每个月都要参加一个讨论会,跟着周文中学习哲学、美学。“我们一开始很敬畏他,不仅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就像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也因为他对我们在做什么总是很批判,但给予我们很好的建议。我们很期待他的课,因为在课前或课后,周教授总是请我们吃好吃的中餐。”在那门课上,他们也聊食物,聊建筑,有时在周文中的家里,有时在外面的餐厅。
  除了作曲和音乐上的指导以外,周文中对他们最大的影响也许在于要建立一个大的世界观。“那时,我们的目光只局限于北京,对知识都如饥似渴。”周文中一直向他们强调要学习当代作曲,眼界不能只局限在中国。他也常常提起中国唐代为何那么发达,因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整个世界都是联通的。要学习现代作曲,就必须了解整个世界,他教会他们要很努力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音乐的传承与未来,中西文化需交融
  事实上,周文中的贡献还不仅在于建起中美之间的桥梁,他在更大的版图上实践着自己的信仰――中西文化必须交融。作为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90年,他在日本札幌召开了年轻作曲家会议,召集了众多亚洲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在1988年,他召开了第一个将“两岸”作曲家召集在一起的会议。
  虽说自1946年起,周文中就移居美国,并在美国度过了大半生,但从很多角度而言,他始终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说自己所处的环境迫使他思考这些东西。
  《谷应》(Echoes from the Gorge)是周文中晚期创作的一首打击乐作品。层层交叠的打击乐如丝绸般顺滑,五颜六色,精彩纷呈。这首曲子就是周文中将中国书法与西方技巧相结合的典范。“我深深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中国书法,”他说道,“书法,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在我小时候,学习书法是必修课,当时我很不喜欢,现在却开始理解书法的意义。以西方学习作曲的方式举例,是从一个曲调开始,延生出另一个,将所有的曲调都连起来,然后另一个人听了你的曲子,又创作一个对立的曲调。这是一种谱曲的方式,是基于逻辑的,可以马上拿它来分析。而中国的方式是不同的。中国的书法家在创作前,首先会确保用的纸是合适的,文具都摆放到位了,然后不停地撇墨,多沾一点墨,又撇掉一点墨。小时候我不理解这是在做什么,还觉得他是在炫耀,后来才知道,其实他在撇墨的时候就已经在脑子里创作了。当他提笔写下第一笔的时候,就知道后面该怎么写,一口气写完,中间不能停顿,也不能修改。”
  因此,周文中发现原来东西方创作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思考是,这两种思维是否可以结合?他觉得应该要相结合。“这种结合要求一种新的形势。我关注两种文化已久,我的经历让我知道要学会表达自己,不仅要懂得中国的思维方式,也要懂得西方的。如果你真的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你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化的困难期,如果我们都理解中西方文化,未来会更光明。”
  正如他说的,也如他做的,如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的周文中,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梦想,而他的学生们都是他的传人。
  “我们热爱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它很学术,也很实在,它与世界的传统都深深地连在一起。我们从周文中先生身上学习到,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去哪里。他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是多么的美,让我们更了解我们所来的地方,同时也帮助我们打开了思维,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了解了美国梦的意义。”1月10日晚讲座的最后,谭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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