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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计生委官网,张维庆: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如履薄冰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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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张维庆: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如履薄冰的岁月

20世纪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实行,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从此,与之相伴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是非也从来没有间断过,于是,我们看到头发花白的张维庆常年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答疑释惑,直到他离开那个岗位。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2962700.htm  张维庆曾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担任主任10年,2008年3月,他到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担任主任。14年的计生工作经历已镌刻在张维庆记忆深处,永远挥之不去。这个曾被人口计生工作者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走过了30年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而他也在这个风雨的历程中体会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他提出“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遭到很多人的非议
  1994年9月,张维庆离开山西省副省长的岗位来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彭佩云,张维庆作为她的助手开始了新的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体现在其走过的“曲折、悲壮、辉煌”的历程。张维庆说,所谓“曲折”,是因为我们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出现过反复和偏差,所谓“悲壮”,是因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所谓“辉煌”,是因为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用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维庆说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任何困难在他面前都会被坚定地跨过去,唯独这个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曾让他左右为难。
  张维庆刚上任副主任那会,不止一次和彭佩云同志探讨过这个话题:计划生育工作难就难在生育政策和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及眼前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我们党其他的政策都是直接惠及老百姓的,唯独这个政策存在着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老百姓希望多生,国家希望少生。于是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70至80年代,国家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比如说,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考核,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牵牛、抓猪、拆房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同时也给许多育龄妇女造成手术并发症。党群干群的关系由此紧张。当然,那段时期我们的生育水平的确下降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张维庆特别说明,这里所说的代价是指牺牲党群干群关系和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
  1998年3月,张维庆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上任之后就下决心大力推进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一是从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到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计划生育问题的转变;另一个是从简单的行政手段转向依法行政、优质服务上来。他当时就想,在他任期内能完成这个思路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经过10年的努力,如今这个转变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基本实现。
  张维庆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他这个性格,注定了要与非议狭路相逢。当年,许多人就很非议他提出的“我们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
  张维庆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后,前往内蒙古巴盟的一个旗调研,在和当地一个计生局长聊天的时候,这个女局长说她干了21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她都尝遍了,过去她不知挨了多少骂,吃了多少苦,但老百姓不理解,认为是断子绝孙。她为此不知流了多少泪,后来她转变了工作思路,尽全力在各方面给老百姓提供帮助,和老百姓的关系也融洽了,大家都称她是最可爱的人。
  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后,张维庆就对国家计生委党组的同志们说:“要对全国50万计划生育工作者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而是要把老百姓当成是计划生育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张维庆提出要人口计生工作者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口号一经提出,就引来行业内外的很多争议:你们还要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你不可恨就不错了,也有的人说,这个目标根本达不到,人家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作家写过了,这大家都能体会到,你计划生育是和老百姓拧着干的,怎么可能成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张维庆发现,在推行这个口号时也并不是很顺利,个别省根本不往下面转达。张维庆并没有因此失落,他知道一个思路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想想看,过去那套关、卡、压的行政手段搞惯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势了,如今你要让他彻底改变过来,他会不适应。张维庆认为这要经过两个方面才能逐步实现思路和方法的转变,一是干部的自身更替,二是工作环境上的营造,用基层创造的工作经验和榜样的力量进行引导和示范。
  最可爱的人标准是什么?张维庆提出树人口计生工作者的新形象。于是在全国上下兴起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的创建活动,同时在全国树立了一批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尽管这项工作从提出到实现就花了多年的时间,但毕竟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新面貌。
  
  计划生育立法的艰难过程
  
  如果说,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担任主任10年中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张维庆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立法!
  张维庆说:“一部法如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这个法是很好立,但我们的计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难的,彭佩云主任一直很想立法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1984年张维庆还在山西省任副省长时,就曾接到过关于计划生育的法律,只是后来没有出台,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制定地方法规。张维庆曾和彭佩云同志就此事讨论过,最后大家还是认为计划生育立法难度比较大,等生育政策调整到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时候再去立法,那时可能会好办一些,这事也就搁了下来。张维庆上任主任后,这事仍成了他很重的心事不能释怀。但凡国策都有法律,如土地法、环境保护法等等,计划生育也是一项国策,应该有相应的法律去保障,否则其法律地位怎么确立?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和计划生育没有国家法律,国家计生委如何依法行政?张维庆感到,立法与否,已经涉及到了人口计生工作生存发展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维庆将这个想法交到党组讨论,最开始的意见也不统一,张维庆就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最后大家意见都统一了,一致认为:早立比迟立好,即便最初制定的法律不是很完善,但今后还可以逐步完善。但接下来的工作仿佛并不顺利,张维庆形容自己那段时间的心脏仿佛每天都是悬起来的。
  首先要起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法律中既要明确保护育龄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也要保护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正当权利。所以起草这个法最初是很艰难的,每一条都要逐字逐句斟酌,一有人提出争议就要研究修改,同时找大量的资料,找根据,诸如1979年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要立法,中央决定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体系等。最终,在张维 庆及同事们的努力下,起草的初稿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要经过全国人大的三审。包括张维庆在内的国家计生委的一帮领导忙开了,要去做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科教文卫委员会的工作,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做,还有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以及分管领导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工作要去做。与此同时,还要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总之,立法进入全国人大审议之前的工作量特别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审、二审顺利过关,可在三审时却出了问题。2001年12月的一天,针对三审的讨论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进行,决定是否提交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的副主任提出尖锐的意见,说你计划生育立法之后,现在的行政手段在立法后就不能采用了,人口反弹怎么办?张维庆当时和另一个副主任也参加了三审的讨论,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双方意见尖锐地对立,尽管张维庆事前已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由得紧张起来,他的手心一直在冒汗。
  一上午的讨论后,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张维庆赶紧抓住这点时间和国家计生委的同事们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分析了所有情况后,一致给出的答案就是人口不会反弹,早立比迟立好。讨论中,张维庆针对提出的问题详细陈述了人口不会反弹的6条理由。张维庆后来说,当时是背水一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做出上述决定,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短暂的一小时匆匆而过,张维庆也成竹在胸。
  下午的讨论准时开始,激烈的气氛仍然持续。张维庆理直气壮地说:“计划生育必须立法,不立不行,为什么?国策必须要有国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如不立法才会导致人口反弹,立法会保持生育水平的稳定,甚至是下降。不能简单依靠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搞计划生育,形势不允许,老百姓不答应,计生部门也难做工作,这种形势必须扭转。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从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各方面来看都不能这么干。要让实行计划生育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得到实在的利益,我相信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不通理的只是少数,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立法后,会得到更多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张维庆一席话说完后,会场上一片平静,大家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散会后,他对同事们说,法律委员会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鉴于立法过程中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全国人大何春林同志向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同志汇报了这个工作,李鹏同志非常重视,并将此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去讨论。全国人大乔晓阳同志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之前给张维庆打了一个电话:“维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讨论研究计划生育立法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张维庆说:“拜托你了,你把我的意思向中央表达,计划生育立法利大于弊,请中央放心,国家计生委有信心有能力做好工作,确保生育水平稳中有降。”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乔晓阳告诉张维庆,中央领导同志态度很明朗,说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要立,张维庆知道后很高兴,他想,接下来的工作一定好办了。李鹏很重视这个工作,还让何春林、杨晋宇、张维庆等人去了他办公室,亲自对计划生育法的条文一条一条地抠,整整弄了一个上午。李鹏同志还对他们说,为了顺利通过这个法,要尽可能采纳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减少讨论过程中的阻力。
  张维庆当时分析了,参加三审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一共不到150人,可能投反对票或弃权票的是47人,张维庆派人去做工作,细化到由哪个人去做。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即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最后的审议投票。张维庆在现场做法律说明,尽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过,但万一通不过一切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他的心情处于极度焦虑之中。最后,决定性的时刻出现了,123票赞成,12票弃权,零票反对。会后,张维庆和同事们的那个兴奋劲真的很难形容,他说自己工作了几十年,从未经历过这样千钧一发的搏弈,他们胜利了!从起草立法到最终通过,这项工作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
  外人并不知道这部法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意义有多大,但张维庆和他的同仁们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法律带来的巨大变化。张维庆说,立法之后,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相继修改和完善了,优质服务理念推进了,工作思路转变了,依法行政措施也采取了,许多惠及计划生育家庭而采取的措施落实了,总之计划生育工作至今能够稳定地发展,都与这个法的实施有很大关系,这部法还对后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张维庆还说,这部法律出台后,计划生育工作也比以前好做了。当然,现在的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很难,但因为立法了,就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计生部门是一个责任大于权力的部门,什么工作都得求人
  
  从张维庆的言谈中,记者能感受到每一项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进都非常不易。他说,自从到国家计生委工作后,就感到无论什么工作都得求人。计生部门是一个责任大于权力的部门。
  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不对等,责任重大,权力很小,唯一的权力就是各方面去协调。正因如此,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在前期都需要有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比如说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需要做多少协调工作最后才能定得下来。张维庆就曾开玩笑地对大家说:“我们计划生育工作没有一件事情不求人,我当副省长时,是门庭若市,别人求我,是我手中有权力啊,我官升一级,到了北京什么事都求人,同样的事情在别的部门很容易办到,但在我们这个部门很不容易。”尽管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经过了许多时间才得到结果,但张维庆仍然感到辛苦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然,他也深深感到在这样的部门担任领导,其精神境界和协调能力决定这个部门工作的好坏。
  2008年3月,张维庆离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到全国政协担任领导。即将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地方,张维庆顿感如释重负,过去这些年一直是绷着神经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人口计生工作生涯如是评价:尽职尽责,但也有遗憾。张维庆说他曾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让计划生育家庭率先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实际中做到这点很难,至少是没有全部做到,其原因是政策不兼容、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便是他的遗憾之一。
  计生工作因其敏感的性质,身处其中的张维庆难免会面对外人对他是非的评价。在离开人口计生工作岗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张维庆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上对得起党中央、下对得起老百姓,就足够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 冬。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个人非常渺小。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自己,不管别人对我这段工作怎么看,我相信中国人口计划生育的事业会在不断地争论中被人们去认识、去深化。”
  如果说这些年张维庆是靠什么闯过了工作上一个个的难关,这要得益于他性格中的自信与坚毅,他总是对身边的人说,做事要先做人。作为一个官员,他给自己提出了“四不三”与的原则。四不是: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三与是:与众不同;与人为善;与世无争。
  张维庆说,自己在最基层最艰苦的环境中工作过,对老百姓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老百姓太善良太厚道,太有承受能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官员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去谋利益,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凡是了解张维庆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官员,即便是面对更高级别的领导,他也不会为自己的语言进行粉饰,所以他的老朋友总是对他说,你的优点是正直,缺点也是正直。
  俗话说,一个人的品质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而是还在年青时代的岁月里便锤炼而成。两段人生经历及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张维庆风风雨雨的人生经历中,他在年轻时代的两段经历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对他日后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段经历是大学时代。张维庆最开始填报的高考自愿是陕西师范学院,可他在西安中学的班主任马老师却认为他成绩很好,应该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维庆非常感谢马老师为他人生作了一个重大决定。1962年,张维庆考入北京大学。他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但随之而来的“四清”和“文革”运动让这个国家时时处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之中,他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接下来,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受到冲击。这段时间里,张维庆一直在思考国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虽然对自己的前程感到很茫然,但学哲学的他,已懂得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看待事物和人,为他日后参加工作奠定了成熟的基础。
  另一段经历则是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求生存。人学毕业后,张维庆被分到了河北一个军垦农场工作,一年多以后又分到了山两祁县。他和同连队的同事杨如月一起到山西,杨如月因不久前在施工现场受伤,获救后身体受影响,他老家在山西晋中地区祁县,那地方条件相对不错,但他却被分配到山两保德县,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而张维庆就分到了他的家乡祁县。张维庆发现他的这个同事每天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哭泣,问后才知他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对象,但女方的要求就是要他分回老家才成亲,如分不回去就分手。张维庆当时就想,杨如月在部队里工作差点就丢了命,好不容易找了对象,家中又有老母需要照顾。于是,张维庆就找到部队政委要求两人的工作互换。就这样,张维庆去了黄河边上的保德县供销社。这时,北京农学院有一个学生也分到保德县当老师,他和张维庆在一次机会中相识后就说自己是学财经的,却要去当老师,他不想去。张维庆就说那我们就换换吧,你到供销社可能更合适。最终张维庆到了一个村办小学当了一名老师。至此,热心善良的张维庆已为方便他人换了两次工作,但他始终是快乐的,他坚信在艰苦的环境里不仅能生存还能发展。
  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后,张维庆感到当地老百姓很穷很苦,他希望带领老百姓改变穷山恶水过上好日子,就这样他又要求去公社当了一名乡镇干部。一年365天,他有200多天的时间都在和村民干农活。就这样,张维庆在艰苦的岁月里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他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张维庆说那时的风气很纯朴,根本没有人去跑官买官,他一个书生、一个外地人就因为上作出色而被提拔,且“平步青云”,在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在县里工作时,张维庆因为正直也得罪过个别人,但他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很认同他,后来他离开县城到山西省工作时,老百姓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评价张维庆:他是一个好官,心地善良。
  张维庆说,善良是一个人最根本的本质。他非常感谢父母给他留下的这笔财产。张维庆出生在陕西临潼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解放前曾因参加过国民党,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冲击,一生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日后从政,但当老人得知儿子仍是走上仕途之后,他只是淡淡一笑,他相信品质善良的儿子会当一个好官。他父亲在80岁高寿时曾写下这样的诗赠与张维庆:“自然规律定死生,谁能不死永世存……遗体捐赠医学院,用作教学与科研。全身有用各器官,救助完人作奉献……切盼后代多勤勉,优良品德应继承。”
  2004年,张维庆的母亲永远离他而去,悲伤之余他为母亲写了一首长诗,从中可看出张维庆母亲对他性格的影响:“……三十九当副省长,母亲喜在眉梢上。劝儿莫操家中事,做好国事理应当。清贫无权没人理,官居高位屋满堂。求我要办很多事,母亲替儿勇阻挡:‘我儿做官不容易,为你谋私啥道理?别想让我去开口,走路还得靠自己。’母亲一生很节俭,少有新衣不打扮;母亲待人很宽厚,从来不去记私仇;母亲为人很善良,谁家有难都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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