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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周荣鑫|回忆周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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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穴】回忆周荣鑫

我从事记者工作的数十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许多事,已经渐渐远去了、淡忘了。而有些采访对象,他们的经历和命运,却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原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2988885.htm  一份由我署名的、题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长篇通讯的清样,我一直保存着。近日为写此文,我又从资料柜中找了出来,重读这篇在周荣鑫同志逝世不久写的通讯,许多往事又浮现在了眼前。
  上世纪60年代我进入科技领域采访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不仅在各个研究所里进进出出,和科学家们打交道,而且还经常出入院领导的办公室,和当时的院领导打交道。有一段时间,我曾被邀请列席院的党组会议,因此,曾任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克实同志曾经戏说我是“半个新华社,半个科学院”。
  人们说,中国科学院是藏龙卧虎之地,这话不假。这里不仅云集了中国的科学精英,而且曾经有过一些杰出的、忠于国家科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这里担任领导职务。周荣鑫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就是在那时与他相识的。后来,四届人大任命他为教育部长,我与他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受迫害的日子里,我由于同情他,还曾与他有着过往甚密的交往。在动乱的年月里,他在“四人帮”的刀光剑影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临危不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年复一年,每当我想起与他相识相处的日子,想起他无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一些往事,一种酸楚、悲伤的滋味,便涌上了心头。
  进城不久,周荣鑫便担任了国务院的秘书长,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周总理、邓小平、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派往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不久,又被派往教育部任部长,在他任职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正是“四人帮”垮台前夕,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因而受到了“四人帮”极为疯狂的迫害,最后,惨死在教育部长的办公室里。
  周荣鑫同志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期间,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对我的工作很支持。他说,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内部稿件,尤其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稿件,他认为写得很好,要我在采访工作中,继续关注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通过内部舆论帮助他们(“文化大革命”中到处一片乱糟糟,几乎没有多少公开报道可搞,因此,在那些日子,只好从内部造造舆论)。他还告诉我,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情,可以随时找他。我和他就这样相识了,他经常找我聊天,并把许多当时来自高层的信息向我透露,我不仅可以经常出入他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我了解的各研究所的科研状况和科学家的呼声,而且还时常去他的家中谈问题。
  当时,中国科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乔林、柳中扬等都还在台上,在工作中,周荣鑫时常与他们表现得不妥协。不久,他便到教育部走马上任了。从这之后,他与“四人帮”更加激烈的斗争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教育部门表现得尤其激烈,早在1967年,江青就提出,要把教育战线抓在他们“自己手上”。1971年,“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炮制了全面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成绩的所谓“两个估计”。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阴谋组阁,又把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叫嚷要“推倒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四届人大打破了“四人帮”的美梦,毛主席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这个任命使“四人帮”极为不快,咒骂“四届人大是复辟的根子”。这个任命尤其是使早已觊觎教育部长职位的“四人帮”干将迟群无比沮丧。见这情形,江青和王洪文一起给这个“北京一霸”打气,要他“扬起头,直起腰来”,对抗这个任命。
  周荣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进了教育部的大门。他一上任,就面临着一场同“四人帮”的恶战。他遵照当时一系列党中央文件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在教育战线造成的危害和恶果,并且着手起草修改“两个估计”的文件。他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妄图利用教育阵地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5年8月9日,他在教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这很有来头!”
  1975年8月23日,他针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把十七年抹得漆黑的谬论,说:“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要害究竟是什么?要把界线划清楚,我们决不能与毛主席的路线对着干。”针对“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他说:“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问题”,“骂一顿臭老九,这是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针对“四人帮”把教育战线搞得混乱不堪的局面,他直言不讳地说:“口号喊得很响亮,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学校实际上是乱糟糟。”他还大胆地提出要“查干扰,找原因,挖根子”。同时,准备组织文章驳斥江青一伙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诬蔑,并亲自主持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着手全面整顿教育工作。
  
  从此以后,周荣鑫便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上任以后,他的言行戳痛了“四人帮”,捅了马蜂窝。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所谓“奇谈怪论”;当时,躲在清华园里的迟群则暗中磨剑,伺机反扑,并指示暗藏在教育部的亲信严密监视周荣鑫的一举一动,密报“四人帮”。
  1975年冬天至1976年春天,“四人帮”指使迟群加紧对周荣鑫的迫害。炮制了攻击周荣鑫的诬告信,“四人帮”在清华、北大的追随者也忙碌起来,将周荣鑫的讲话掐头去尾,诬蔑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为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四人帮”的诬蔑、恫吓,没有吓倒周荣鑫。1975年10月20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讲话有人攻啊!说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我还是要讲。没有别的,现在就是有一股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歪风,就是要扭转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股风,不怕,最多不过撤职。”过后,他在工作中依然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着干。
  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把周荣鑫找去,问道:“对十七年,你周荣鑫是怎么认识的?”
  周荣鑫理直气壮地列举了教育战线由于“两个估计”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等问题。
  张春桥听了,怒气冲冲地喊道:“我宁愿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又说:“你周荣鑫到处讲话,你的那些讲话,不送给我,我也有!”
  周荣鑫听了,据理争辩,毫不妥协。
  “四人帮”对他无计可施,指示把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印出来,组织批判,并且指使他们操纵的“梁效”、“罗思鼎”,大造舆论,大肆攻击周荣鑫。
  1975年11月,姚文元伙同迟群,炮制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把周荣鑫许多正确的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
  面对“四人帮”的迫害,周荣鑫大义凛然,他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不久,“四人帮”就非法剥夺了周荣鑫的一切职务。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迟群,却登上了教育部“太上皇”的宝座。在这之后,他们加紧了对周荣鑫的迫害。他们给周荣鑫扣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等罪名,对重病在身的周荣鑫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他交代和邓小平的所谓“黑关系”,交代曾和“哪几个副总理接触”,甚至连一起在机场迎接外宾,也作为“黑关系”进行追查。在一次次批判审问中,周荣鑫坦然表示说:“我绝不上推下卸,出卖灵魂!”
  “四人帮”明知周荣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不仅对他政治上迫害,组织上夺权,而且在肉体上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周荣鑫进行的大小批斗会、追查会,就达50多次,还逼着他不断地写所谓的“交代材料”。
  1976年9月7日,周荣鑫在家中晕倒了,送进医院经过抢救,几天不能下床。“四人帮”的干将迟群却恶狠狠地说:“东风来了就装死装病,西风来了就大搞翻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勒令周荣鑫必须出院接受批斗。周荣鑫被迫从医院里出来,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带着氧气袋,步履艰难地爬上教育部的五层楼,接受批斗。
  从这一年的4月6日到他逝世的一个星期里,迟群一伙人每天从上午到晚上,连续长时间地对他进行围攻。当时,教育部许多有正义感的群众目睹这种场面,都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1976年4月12日,周荣鑫又一次身带重病参加追逼会,1小时左右就出现讲话困难,昏倒在地。在这之后,“四人帮”及其在卫生部的亲信又对他百般刁难,拖延抢救时间,致使周荣鑫在13日凌晨被迫害而死,终年仅59岁。
  毛主席和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在周荣鑫生命垂危之际,曾指示医务部门全力抢救。周荣鑫逝世以后,党中央督促要查明原因。迟群一伙人却炮制假报告,谎报死因,妄图掩盖罪责,并叫嚷:“死了也要批!”继续捏造罪名,诬陷周荣鑫。
  粉碎“四人帮”以后,周荣鑫被“四人帮”强加的罪名立即得到了昭雪,名誉得到了恢复。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那天,我作为周荣鑫同志的生前好友,也应邀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我看见邓小平、陈云同志等人,在向周荣鑫遗像三鞠躬时,都神情严肃,面带悲容。几位刚刚复出的党中央负责人对周荣鑫默默无言地深切悼念,隆重、庄严。九泉之下,周荣鑫同志应该含笑了。
  我作为一个记者、朋友,在和周荣鑫同志相处的短暂时间里,为他的正直、敢于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因此,无论是在他顺利时,还是在危难中,都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他以支持。1977年冬天,我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了长篇通讯《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在这篇通讯的开头写道:“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阴谋之后,全国教育战线揭批‘两个估计’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千百万教师砸碎了精神枷锁,欢欣鼓舞地走进了课堂,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精心培育人才。学校的风气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亿万青少年又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头上飞舞的帽子、棍子了,大家正在甩开膀子大干。面对这一大好形势,人们不禁又怀念起前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严峻岁月里,他为了恢复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整顿教育,为国育人,奔走呼吁,奋不顾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如今,周荣鑫辞世已有30多年,这3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科学、教育强国战略,已经变成现实。想到这些,我认为他不应该被遗忘,他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位知己。我作为他生命旅程中最后岁月里的一个朋友、见证者,至今仍在深深地怀念他,为此,写此文以寄托对他的思念。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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