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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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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篇一
山西长治落马市长情妇贪污6359万被判死缓

山西长治落马市长情妇贪污6359万被判死缓

2011年1月17日,长治文化创意传媒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左二为宋利,

左四为张保。资料图片

宋利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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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代表报》原副总编辑宋利不服一审判决,已向山西省高院提起上诉。3月2日,山西晋城市中院以贪污罪,共计贪污6359 .65万元,判处宋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宋利事发牵出长治市原市长张保。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到2012年,宋利在张保的帮助下,以承办“攀岩节”和建设长治文化创意传媒产业园区为名,从省属国有控股企业三元煤业有限总公司套取资金9731.39万元;宋名下拥有北京、厦门、香港、新加坡房产多套,合计4396 .26万元。

3月4日,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长治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保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审获刑13年。

市长“护驾”,攀岩节贪占550万

出生于1976年1月的宋利是山西太原人,父亲退休前是山西某报业集团的一中层后勤干部。

宋利事发前的身份是《人民代表报》副总编、人民代表网总裁、黎源之声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黎源之声”)董事长。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初,宋利认识了时任长治市市长的张保,后二人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张保在一审中对此予以否认)。

2010年年初,宋利向张保提出想承办长治太行山大峡谷国际攀岩节暨系列文化商旅活动(以下简称“攀岩节”),张保表示同意。时任长治市副市长李国隆在证词中称:“2010年4月在太原,张保将宋利介绍给我,让宋承办攀岩节活动意向,回长治后就这样敲定了。”

2010年5月19日,攀岩节筹委会(甲方)主任李国隆代表筹委会与人民代表网(乙方)总裁宋利签订合同。该合同约定,2010年攀岩节由人民代表网承办。

合同第二条第32项规定:“甲方授权乙方负责全额收取赞助商的赞助费用,该费用打入筹委会账户,乙方有权取用攀岩节的各项费用。”

2010年9月攀岩节举办前,人民代表网承办了招商晚会,张保等领导出席并讲话,他强调攀岩节是一项重要活动,要求企业各界大力支持,企业也纷纷赞助。在收取赞助费过程中,市县两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收赞助款的工作。向该市31家企业收取赞助共计2918万元,赞助费用由长治市政府收取后打入该市财政局专项账户。2010年攀岩节从该账户支出1721万元,剩余1196.61万元。

山西《新晋商》杂志发行部主任阎廷御告诉记者:“那年攀岩节,承办方给每位嘉宾发了一套运动服和一双运动鞋,还有老外参加,场面很大。”

法院审理查明,为了实现更大收益,2011年,宋利起草了由乙方(人民代表网)承办2011年长治攀岩节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甲方(长治市人民政府)授权乙方开设招商指定账户,不由乙方具体承办活动的开支由甲方或具体承办单位负责。甲方不收取和分享活动盈利,也不承担亏损。本次活动招商所得各项收入和支出由乙方全部负责,赛事结束后由甲方负责审计。在本协议签订15日内甲方将2010年攀岩节剩余资金转入本次活动招商专用账户,作为本次活动经费。

而该协议签订之前,宋利向张保提出1196.61万元归她所有。张保于是安排长治市政府秘书长于川尽快落实与宋利签订协议之事,并要求将1196.61万元的剩余款项转给宋利。时任该攀岩节筹委会主任的长治市常务副市长董岩认为双方责、权、利不平等,与另一副市长李国隆一起,始终拒绝与宋签订协议。

最后,张保违规代表该市政府和宋利签了承办协议。黎源之声的流水显示:2011年4月份,1196.61万元剩余资金分两笔转入由宋利为法人的黎源之声(由人民代表网改制)账户(这其中有1000万转入黎源之声在长治市的另一账户,缴纳了下文的长治文化园区土地出让金),致使公款脱离政府监管。张保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宋利使用大量虚假票据虚列攀岩节支出该款项中的550 .44万元据为己有,给国家造成550 .44万元的经济损失。

强转股权,套取9700余万

长治文化创意传媒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长治文化园区”)由三元煤业和黎源之声共同成立的黎源传媒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黎源传媒”)负责建设,位于长治市郊区马厂镇韩村,紧邻漳泽水库。该园区还被列入山西省“十二五规划项目”,当时设想是能涵盖文化产品交易、影视拍摄、文化会展、教育培训、生态休闲等多个领域。

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8月,宋利向张保提出要承揽长治文化园区建设工程,张保支持,并多次参加人民代表网组织的论证及考察活动。2011年1月,宋利代表该网与长治市政府签订了《长治文化创意传媒产业园区合作协议书》。协议规定,长治市政府在长治郊区规划可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土地作为文化产业园的开发用地,该项目由黎源之声规划和筹集资金。

2011年3月,以黎源之声为发起人,宋利利用虚假出资方式注册了黎源之声全资子公司黎源传媒,注册资金5000万元。

宋利通过编造虚假论证会、考察会、项目推荐会等资料;私刻上海新族公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族公司”)印章,通过网络购买新族公司假发票6950万元,伪造长治市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4500万元,虚列长治文化园区前期运作费用1.46亿元,专门夸大该公司的经营能力,从而赢取三元煤业对该项目的认可。

在长治文化园区建设上,宋利看中长治市郊区马厂镇下韩村与上韩村的184亩土地,而该地早在2009年便被三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元煤业”)选定为公司培训基地建设用地,并于当年12月12日支付长治市财政局土地出让金2081.1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7月1日,宋利用长治市政府转账到黎源之声账户的攀岩节经费1000万元,缴纳了该园区的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因为没有后续的开发资金,宋找到张保,希望张能帮助其促成与三元煤业(长治市政府占8.1%的股份)的合作。张保向三元煤业党委书记方志有提出三元煤业和黎源传媒合作的要求。迫于政府压力,方志有同意合作,后经三元煤业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对黎源传媒控股,参与长治文化园区建设。

据方志有证言:2011年7月中旬的一天,张保打来电话———“黎源传媒是省人大下属单位,长治文化园区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才知这块地是你们的,且在2009年交了土地出让金。我当时也没有搞清楚,就让他们搞园区的。鉴于这情况,他们实力也有限,你们是省属企业,也有实力,就和他们合作吧!”对此,方志有说,他满肚子的气,但说不出,只好请示山西省煤炭运销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运”)董事长刘建中。刘告诉方:“与地方政府要搞好关系,我们虽然是省属企业,但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于是,经张保“劝说”后,黎源传媒与三元煤业仅用半个月的时间,便完成70%的股权转让。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7月18日,黎源传媒向三元煤业签下承诺书,将其70%的股份转让给三元煤业;同日,三元煤业向国土部门递交了黎源传媒控股合作承诺函。7月19日,上韩村184亩土地公开拍卖,黎源传媒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

当月,三元煤业在没有完成股份收购的情况下,即为黎源传媒垫付1800万元的国土出让金。8月1日,三元煤业议定出资3500万元收购黎源传媒70%的股份,并于8月2日签订了协议。8月4日,三元煤业把入股黎源传媒一事上报山西煤运。8月5日,三元煤业将3500万元打到黎源之声在太原的工商银行账户,并将法人代表由宋利变更为方志有,宋利继续担任总经理职务。此间会计事务所对黎源传媒进行评估,但走了形式。

法院查明,2011年12月11日,黎源之声与三元煤业商定对黎源传媒增资扩股,由5000万元增加到1.5亿元,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三元煤业出7000万元,黎源之声出3000万元。宋丽再次拆借3000万元以虚假出资的方式通过验资。增资扩股完成后,宋与三元煤业协商,以归还股东在黎源之声前期垫付的资金为由,将1亿元增资进行了分配。黎源之声得到4931万元,三元煤业得到4327万元(为黎源传媒垫付的土地出让金)。

2012年3月,宋利以双方合作出现分歧为由,提出让三元煤业对黎源传媒全部控股。2012年5月,三元煤业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同意收购黎源之声30%的股

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篇二
山西长治原县委书记被指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

山西长治原县委书记被指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

2014年11月23日 12:28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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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各地突击提拔干部透视: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所致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让组织程序纷纷“失语”,致使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屡见不鲜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巡视情况。组长项宗西表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广西有的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2013年两轮巡视工作发现,选人用人问题几乎成为各个被巡视地区(单位)被点名的“标配”。从中央巡视组各地的反馈意见来看,违规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并不鲜见。

“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是主要领导交接期较为常见的腐败行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认为,“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类似案件仍频繁发生,暴露了现行干部任用体制中还存在短板。”

“最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有些地方或部门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在提拔任用干部方面一言九鼎。在这种绝对权力的高压下,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常委会讨论等程序,均容易成为一道道虚拟防线。”李成言说。

在李成言看来,要杜绝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的发生,就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民主监督入手,让选人用人失去暗箱操作的空间。

“高压线”屡被触碰

最近两年,有些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由于涉及人员甚众,又往往看不到过硬的提拔依据,曾一度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比较典型的是,今年2月,一条消息占据了各大网站头条:中央纪委通报: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案发后,3名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干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涉及到的19名干部都被降为原职,工资降为原级。

再比如,今年6月,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涉嫌违纪被免职后,就被媒体曝出,他2006年离开九江前1个月,曾突击提拔了一批女干部,有的学校老师直接被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不少属于破格提拔,但后来接任的领导在接到群众反映后,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单位。

此外,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批发430顶官帽,河北省青龙县原县委书记高东辉在得知调任消息后突击提拔调整283名干部,湖南省株洲县原县委书记龙国华高升时顶风突击提拔100多名官员„„

对“突击提拔干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在2002年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部任免”;“不准在机构变动和主要领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调离后,干预原任职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

今年1月14日,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不准在工作调动、机构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中央组织部今年1月25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还指出,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存在隐情不报、违反程序等失职渎职行为的,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

到人。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央一直把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视为不准碰触的“高压线”,并对此三令五申。但遗憾的是,仍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置党纪政令于不顾,大着胆子,一意孤行。

在国家行政学院胡仙芝研究员看来,如果这种腐败现象得不到遏制,会导致“官场小圈子”、“裙带之风”盛行,而清廉务实的干部会遭排挤,导致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违反人事组织纪律的问题频繁出现,严重危害官场生态。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

在一个部门、一个地方能临时动议、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人,决非等闲之辈,只有主要领导干部才有此大能量。那么,这些主要领导干部明知违法,却为何执意为之呢?

从以往披露的案例来看,每次“突击提拔调整干部”都与腐败脱不了干系。比如,有些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原因,既有可能是离职前想拉拢下属,或想借提拔再捞一把;有些可能是组织谈话前,该领导干部已对下属做了某种不合法的承诺,只好冒险提拔;有个别领导干部无法“软着陆”,就会心存侥幸地动用手中将要作废的权力提拔亲信,以扶植代理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网络,使权力能够“期权化”,等等。

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有些地方一把手突击提拔调整干部,标准不是德才兼备,而是异化为与自己是否亲近,是否听话,甚至是暗中“进贡”的钱财多少。由此,有些地方一把手突击提拔调整干部,连基本的“组织考察”、“纪委鉴定”等程序都没走完,就直接上常委会讨论。 在现实中,突击提拔干部行为被上级发现的概率极低。即便是事情败露,往往是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受到的最严厉处罚也多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等等,更不要说受到法律制裁,这样的处罚缺乏有效的威慑力。

在胡仙芝看来,目前对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还基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问责制度,主要原因在于,人事决策权基本归属于党委领导班子,所以有时虽然一把手强行决定,其他委员一般无力抗衡。而作出决定后追究倒查责任,责任往往需要整个集体来承担。这样就存在风险小而收益大的问题。这让有些领导干部心存侥幸、一试“身手”。

从以往案例来看,对被提拔者也往往是“降为原职,工资降为原级”,并没对被提拔者与违规者之间是否有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展开调查,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给外界留下了巨大的猜想空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有一整套组织程序和管理监督手段,比如组织考察、民主推荐、领导谈话、公开竞聘、集体讨论等。但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屡见不鲜,最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有些地方党政机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沈友军副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在现实中,有些地方党政机关一把手往往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拍板,提拔任用以及人事调动更是一把手说了算。最终,什么常委会提名,什么组织考察,都要体现出一把手的意愿。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监督失效,主要体现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于是,在选人用人方面,组织程序纷纷‘失语’,致使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现象屡见不鲜。”沈友军说。

从加强权力约束入手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严肃用人纪律,清除违规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腐败现象,须从加强权力约束入手,从改善民主监督入手,从杜绝暗箱操作入手。

“根据以往案例,突击提拔背后大都存在买官卖官的腐败。”李成言说,“要避免这种‘突击腐败’现象发生,就必须加大对违规‘突击提拔’的惩处力度。只有对违规者问责到位,才能以儆效尤,维护用人制度的公正性和纯洁性。”

“对于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的案件,应实行‘四不放过’。”李成言建议,不确定“突击提拔”的性质不放过,不查清“突击提拔”中的猫腻不放过,不处理“突击提拔”的责任人不放过,不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不放过。

“只要层层追责,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的时候,就心有所惧、不敢违规,‘突击提拔’之类的闹剧就会随之减少。”李成言说,同时应倒查追究领导干部“用人失察”的连带责任,如此一来,想在离任之前突击提拔亲信的领导干部就会三思而行。

“制约地方一把手用人权,主要是规范一把手用人权的行使范围、方式和方法,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只有如此,才能不会使组织干部部门和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沦为摆设。”胡仙芝认为,“干部人事部门须认真考察任用对象,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干部的任用和升降,应多听听群众的反映。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必须充分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每一位成员的意见得到完整表达。”

此外,加大对地方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有关部门的巡视、审计等,更多是事后监督,耗费的成本也比较大。”胡仙芝说,“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一把手,最主要的还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多种有效形式的监督,让领导干部对手中的权力心存敬畏,使他们能够干净做事。” “选人用人要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胡仙芝认为,“领导干部的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并非少数人的私器。领导干部自身也应摆正权力观,这样才能避免以身试法,最后得不偿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责任编辑:PN038]

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篇三
“腐败”文化

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

“腐败”文化: 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图

一、盛世,还是乱局?......(略)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山西省长治县黑社会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

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

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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